下週三，當五點半的下班時間一到，我會立馬關筆電走人，揪同業們一起去pub喝一杯。我不會再跟他們說：「你們走先，我再花個幾分鐘寫完這封email、或者寫完這篇報導之後，就去會合。不會太久的…」
這是英國記者工會（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前年配合勞團發起的「準時下班日」（Go home on time day）活動中，一名記者給同業的公開信。新聞事件的不確定性與對工作的熱情，讓許多記者願意盡可能地「等到截稿最後一刻」才下班，過勞因此成為常態。2012年對英國記者的調查顯示，記者每週的平均工作時間接近40小時，比所有英國勞工的工時還要多6.3小時；以週休二日來計算平均工時，也就是記者每天比一般勞工多工作1個多鐘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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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2014 go-home-on-time-day是9月24日，這是當天一定準時下班的承諾卡。 |
還不只這樣。她補充說，如果把記者們總是志願地帶工作回家、在週末時間檢查工作的email、下班時間繼續用手機以報社帳號的推特貼文，那加班時間更可觀了。
資方愛佔勞工便宜、新科技的無所不在、以及記者的「責任感」，無止盡地壓榨新聞工作者，不但讓新聞媒體變成「血汗工廠」，更因為過長工時與壓力而容易出現錯誤報導、或者圖方便而抄網路「廢聞」交差，降低新聞報導的品質，影響社會大眾的權益。
面對新聞工作者的「普世困境」，台北市勞動局三月份對媒體「掃蕩」，普查三十多家媒體，並主動邀集各家媒體工會與勞工團體等，以頗具創意的「陪檢員」制度，協助勞動檢查員「突破盲點」，以包括即時新聞發稿紀錄等多元資料，比對出更為真實的記者工作時間紀錄，讓許多媒體人資經理啞口無言。這波勞檢，所有受檢媒體都「中箭落馬」，罰款合計約1600萬元，更讓許多媒體老闆稍微痛了一下。
隨後勞動部也補槍。部長公開宣布記者不是責任制，只是有「責任感」；要提高罰款，想讓媒體老闆更痛一點；訂定辦法要以LINE等通聯方式，希望可以更如實地計算外勤記者的真正工作時間。勞檢之後，媒體血汗工作的長年沈痾，終於有了改善的契機。
勞檢當然並非改善記者工時的終極武器。道理不難。這次「有效」的媒體勞檢其實勞師動眾，要如此大陣仗針對特定行業，地方政府每年能做一回就已經令人「肅然起敬」。勞檢的強度與密度若有不足，不少資方就能心存僥倖。而就算一年罰款數十萬元，總比真正發給一大群記者每月可觀的加班費，來得划算。因此，光靠勞動檢查，就要資方「就範」、記者工時與加班費回歸正軌，顯然不切實際。
因此，三月勞檢的成果並不在於罰款金額，而是在於終於扣動了「扳機」以後，我們能接續採取什麼樣的手段，改善記者過長的工作時間與壓力，以維護媒體內容品質。
首先，可以找出更有效的方式執行勞動檢查的方式與結果，讓資方違法的「成本」更高。勞動部在這方面作了一些，包括修改法規來提高罰款、更切實方式認定工時等。除了這些直接的手段之外，主管機關還能以更多的配套措施來加強勞檢效果，包括在廣電媒體換照與評鑑的規定中，明文加入包括勞動檢查等勞資關係的「評分標準」，讓惡質資方付出包括「撤照」等更大的代價。
但更有效的方式，並不能單靠政府。上有政策，下一定有對策。據聞，有報社要求記者每日「打卡」時間必須晚於發稿單的下午三點以後。當然不合理，但想保飯碗的小記者只能無奈配合，媒體資方也就能在paper work上符合一切規定。
改變的契機，還是掌握在記者自己手上。參與「準時下班日」活動的英國NUJ記者就說，如果只有幾個記者起身說我要準時下班了，沒什麼用，因為其他留下來加班的同事就得負責那些沒完成的工作… 但我們繼續這樣無償加班，只是讓資方更容易找到藉口裁員、而且更進一步加重我們的工時與壓力。可是，如果所有記者今天都站起來說要準時下班了，那麼這就會成為我們改變工時過長的開始。
團結真有力，不只是口號，也是事實。芬蘭記者工會於2014年透過集體協商，就成功阻擋了資方減少記者假期天數的企圖。像前面提到的資方「奧步」，如果只有一個記者說，發稿單之前我早就已經開始工作了，那他可能立馬被fire；但如果有更多的記者、甚至工會一起說，發稿單才算工時不合理，主管機關也更有機會介入與協助，局勢就會扭轉。
而三月媒體勞檢之後，我們已經看到不同媒體工會得以互相學習經驗，東森電視台員工更成功地成立工會，這正是朝向改善記者工作條件、提高媒體內容品質的最好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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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森電視工會臉書專頁截圖(點圖可連結至東森電視工會臉書專頁) |
【作者小檔案】
政大新聞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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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間運動與發呆，沒時間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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