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服貿」作為近年來台灣社會最重要的一場公民抗爭運動，短瞬間引爆出民間社會眾多討論。就在學生攻陷立法院、展開學運序幕的三月中旬，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刊出幾篇專文探討「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雖然內容與台灣的學運沒有直接關連，但由於這次反服貿運動中，所謂「中國模式」的權貴資本主義成為討論重點，甚至為「中資入侵」提供不少反對的柴薪，《經濟學人》的專文或可作為觸媒，藉以複雜化「資本」這個原本就無法化約的問題。
圖 / 張十七
簡單來說，權貴資本主義即是政商合謀的資本主義。商人憑藉某種與政治的密切關係成為受保護的權貴，並阻斷或排除市場的潛在競爭者，造成產業獨佔或寡佔。權貴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五花八門，有合法有非法，包括向公務員行賄要求放水、要求政府降低管制門檻、透過政府執照特許壟斷經營，還有政府將特定原先屬公有財的區塊釋出，透過競標方式將經營權移轉至私人之手。如果資本主義的理想是鼓勵完全競爭的市場，權貴資本主義卻是背道而馳。它造成市場封閉，特定佔據優勢地位的商人或政客可以藉此大賺其財，或鞏固政治權力。
特定的產業區塊特別容易發生權貴壟斷現象，例如有天然壟斷特性的產業如採礦、石化、管線事業（如自來水、電）、交通等，以及以政府為客戶的事業，如軍火業等。這些產業若非由政府直營，就容易發生權貴專斷的現象。至於製造及服務則較不容易發生權貴資本主義現象，因為這些產業需要競逐消費者的青睞，競爭使得市場相對開放。
一般而言，權貴資本主義多半發生在行政效率不彰、官僚制度不透明的國家，且發展中國家比已開發國家更容易有權貴資本主義的問題，然而這並非通例。《經濟學人》整理出一張權貴資本主義指標，將全世界23個經濟體依照「權貴化」嚴重程度依序排名。這個排名顯示，目前權貴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地區是香港，僅次於香港的則是俄羅斯。台灣在這個排行榜上居第八名，新加坡則是第五名；其他亞洲新興的經濟體如馬來西亞（3）、菲律賓（7）、印度（6）、印尼（10）也都榜上有名。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與新加坡雖然在機構實力（如政府效能）上表現極佳，卻仍是權貴化程度嚴重的地區。兩地的權貴資本問題，多歸因於外在因素：香港地小人稠，有限的土地成為尋租者賺取暴利的標的；新加坡因地緣條件，希望成為區域的貨物集散、轉口地。管制鬆綁的結果，便是獨厚國家資本勢力。
頗令人跌破眼鏡的是，中國大陸在這個排行榜上是第十九名，其權貴程度甚至比向來愛對全界推銷自由貿易、開放市場價值的美國（17）還要低，何以致此？一個便給的解釋是《經濟學人》調查所本的數據有偏差。在中國，若非政府肅貪雷厲風行，私人資本靠經營權貴關係所累積的財富基本上無從追蹤，因此難以衡量其在整體經濟表現中的比重。但另一個原因則是政治貪腐程度僅是權貴資本的表現之一，其他更關鍵的原因，還在於容易造成權貴化的產業區塊，是否仍由政府控制，或者至少是在某種政府管制措施下，防堵權貴化的現象發生。
根據《經濟學人》，中國有不少極容易造成權貴壟斷的產業區塊，如銀行業與自然資源，至今仍由政府掌控，因此降低了權貴資本主義最被詬病的問題──即公共資源的私有化。同時，近年來帶動經濟揚升的重點產業，多屬市場開放程度極高的產業，如製造、資訊業等──即便這些產業的市場開放程度，在中國政府進入WTO之後，遠不及貿易伙伴們的期待。
由這個排行透露的訊息中，可以延伸出兩個觀察：
第一是權貴壟斷與自由貿易間，不僅不是對立的關係，甚至可以互相幫襯。如果認為開放市場可以提升競爭，事實上卻極有可能是適得其反。香港是舉世聞名的自由貿易港，但是其土地被權貴壟斷的程度，以及土地商品的權貴資本壟斷所佔的整體GDP比率，皆是全世界最高的。可見低度的管制為香港帶來的不是競爭，而是壟斷。
第二則是把權貴資本的意涵擴張解釋，將其置於跨國資本主義市場分工合流的脈絡中，看看中、小型經濟體如何受制於大國或強勢資本的國際政經發展策略，造成在國內複製權貴式壟斷的結果。即便不是在有天然壟斷特性的產業區塊，例如製造業或服務業，當維持國際競爭力是政府首務，促使本地產業轉型就無可避免。對於中、小型經濟體而言，產業轉型的策略多半是找尋個別產業表現的強項，努力成為資本跨國流通的一個節點。而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便有可能成為媒合本地特定業者與跨國資本勢力的地方掮客。
我們或許可以在紐西蘭的文創政策上獲得一些啟示：紐西蘭近年來大力發展觀光與電影製片，試圖結合兩者優勢將國家形象品牌化，以便進入全球市場。因此種種文創政策配置，都設定在有利於國際資本或製片業進駐該國。然而打響國家名號的同時，在地的電影人卻深受其害。因為國家政策服務的對象，不是好萊塢的製片業，就是像「魔戒」導演這類經過全球票房認證的紐西蘭影人。堅持走本土路線，或尚在打拼階段的年輕創作者，原本就因外資進駐而飆升的製作費水平而難以籌資拍片。如今政府的文創輔助政策又大打國際招商牌，對本地工作者而言，更是雙重排除。
台灣的內需市場小，政府再三強調簽服貿的理由是台灣經濟發展必須走出去，否則必死無疑，而走出去的第一步正是取道中國龐大的內需市場。中、小型經濟體追逐利益的靈活與彈性大抵上是全球化過程中維持戰鬥力的方式。然而廣結貿易伙伴、開放國內市場並招納外資後，對於本國產業型態或者人民生活內容的多樣性是否產生無可回復的影響，卻很容易被國家競爭力的迷思所矇蔽。某種程度來講，當政府拼經濟時，在乎的僅是搭上全球資本市場的列車，政府所寄託厚望的「市場」，又是容易造成排除效應的跨國資本勢力，則「權貴」現象所彰顯的官商合謀，就極有可能在任何一個競爭力迷思下，急於被整合入更大範圍經濟圈的國家或地區被複製。這層顧慮，似乎不是「可怕的中資入侵」這般針對性強的訴求就可以輕易解釋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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