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服貿學運」仍持續中，學生們仍盤據立法院大議場，和院外的街道。從3.18的成功佔領立法院，到3.24凌晨在佔領行政院的行動中被警察暴力驅離，許多資訊被商業媒體或官方喉舌遮蔽、扭曲、局部放大，以至於只通過這些管道理解此次學運的閱聽大眾，難以取得較完整的理解圖像。這場學運無論最後結果如何，對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已經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它的影響可由多方面探討，我只從有許多學生和青年朋友在現場參與的一個教師的觀察經驗，審視這次學運對他們的政治衝擊與啟蒙。
主導和參與這次學運的青年學生，都在台灣解嚴後出生。在他們成長的生命經驗裡，民主選舉、言論自由、示威遊行等，於他們是與生俱來、天經地義的生活方式。解嚴以來的學生運動，歷經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2004年起「青年樂生聯盟」持續數年的「保存樂生療養院運動」、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及近幾年密集出現的運動，包括反國光石化運動、反中科運動（中部科學園區三期）、大埔農地徵收抗爭行動、文林苑都更案、反媒體壟斷運動、反核四運動、華光社區都更案、紹興社區都更案、洪仲丘案引發的「白衫軍運動」等等。這些，都由青年學生帶領、主導、或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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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張十七
歷年來的學運，有些在抗爭過程中，也經驗過與警方拉扯推擠、或被強制驅離，但多半運動的進行方式和平理性，少有流血衝突，與解嚴前民主鬥士遭受「鎮暴」部隊的血腥鎮壓方式，已大相逕庭。另一方面，各類學運的核心學生成員，固然犧牲奉獻深刻實踐，但大型街頭集結行動裡較大一圈的年輕參與者中，也有不少人把上街頭當作一種歡樂的、嘉年華式的時髦活動。當然這也無妨，街頭的民主教育，本可以在參與者的無意或無知中被啟蒙。同時，仍有更大一個比例的青年世代，基本上仍程度不同的耽溺在一種非政治的安逸生活方式裡，只關注身邊的小事物、小情緒、小煩惱，不問現實社會，更缺乏世界觀。
一次一次的學運，將愈來愈多不問世事的「小確幸青年」們，從只注視自身的封閉生活，逐漸拉回對現實社會與公共議題的關注裡。這次立法院內外由學生們盤據的議場與街道，因為網路世代的資訊傳播與動員能力，瞬間將這些空間轉換為民主廣場。立法院議場內，與周邊的兩三條街道，從白天到午夜，坐滿學生與民眾；搭建的大舞台或小講堂，不同角落聚集著發表意見的人，與專心的聆聽者。學運指揮中心將街道廣場安排得秩序井然，學生義工們自動自發的參與糾察、發放物資、收集垃圾。在反服貿運動的靜坐現場，很難不動容於年輕學生們的堅持，和高度的管理協調能力。
然而，「和平理性」的靜坐示威與抗爭行動，與台灣青年世代斯文有禮的文化養成，似乎賦予了一種對參與公共議題或政治干預的方式、想像、或自我形象。有些運動或抗爭行動，取得了階段性的、或暫時的成果，而國家機器則微笑但頑固的沿著它既定的決策，朝著與學運青年或進步社會主張相反的方向繼續推進。學生攻佔行政院的行動，踩了統治階層的紅線，政府以不必要的過度手段，在驅離並未以暴力對抗的佔領行動者時，警棍盾牌拳腳齊下，許多學生被警察圍毆受傷。
被圍毆至受傷流血的學生們，以及得知這個結果的場外青年，在國家暴力中驚駭、難過，帶著滿身腫傷、和無法自已的情緒波動，得到一次超過他們想像與經驗的政治洗禮：原來，與學生們相互體諒的值勤警察，瞬間可以變成言行凶猛粗野的施暴者；原來，台灣這個以為是天經地義的「民主/人權社會」，其實並沒有任何對民主或人權的保證，也不會自動維持原樣，而是需要持續捍衛、爭取、維護的東西；原來，統治階級為了自私的政治慾望，可以笑裡藏刀，冷酷蠻橫的認可並執行國家暴力。
我熟識的一位研究生，在行政院驅逐行動的凌晨，被警察圍毆。當他在情緒波動後，冷靜反省自身的這些經歷時，開始重新思考「反服貿學運」裡實踐並強調的溫和、秩序、非暴民、與陽光的形象（學運也被媒體推波助瀾的取名為以向日葵為視覺符號的「太陽花學運」），究竟意味著什麼；它反映了從年輕世代到整個社會，對於反對或反抗缺乏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政府，長期以來是帶著怎樣的角色設定，或自我限制。
台灣養成於舒適安逸禮貌守序的公民社會、悠遊於無風無浪之生活情調的青年世代，一夜之間長大了。他們在這次學運展現的自動自發的淑世熱情，相濡以沫的鼓舞與協助，和自我管理能力，得到了上一個世代普遍的認可和尊敬。他們的父母，也在擔心自己孩子安全、與對學運意義的不確定中，逐漸認識到，原來孩子是具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考與行動能力的，他們能為自己負責。台灣的年輕世代，以集體的意志與行動，提醒了所有華人社會的「大人」們：華人的家父長思維、精神上「弒子」的傳統文化、與過度保護主義，可以休矣。青年世代集體展現的能力與能量，儘管還有需要更成熟、更深刻的反思與檢討，但若首先能充分的釋放出來，正是台灣民主或任何華人社會，得以大幅進步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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