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刊號 共民間｜崁津部落生命筆記本｜ 蓋了這麼多房子，我只想有個自己的家

採訪撰稿 林小豆

「弱勢是處境，不是本質。」這是顧玉玲在談《我們》這本書中提及的。但處境要如何描述？「我們」該如何型塑？推著阿嬤的外籍移工、打板模的原住民工人、在街頭打游擊的公娼阿姨、養家活口的拖板車司機…從生命故事出發，看到一種屬於生存的樣貌──我們的樣貌。
幾個學生，帶著不同的社會參與脈絡，在崁津部落相遇，從當初的拆遷抗爭與土地議題中認識部落，到今天，更扎扎實實的走進部落，認識部落裡的族人。此刻開始，真正面對到的，是面前那活生生的，但從不被看見的人。


     看見生命，看見差異與連結，當學生與崁津部落相遇時，當「我們」更靠近時，這不僅僅是在訴說他們的故事，同時，也是「我們」的故事。

崁津部落總幹事阿忠的生命故事
    冷颼颼的冬夜，在撒烏瓦茲部落 放映著「做木工的女人」 。我站在人群後，專注的看著投影出來的一個阿美族女性的故事。不知何時，我身旁站著一位陌生男人，親切的跟我解釋影像裡「木工」的地點、內容…。他一邊說話，手還拍哄著背上睡著的嬰兒。「他也是一個木工吧？」我心底想著，由於光線不足，我只看到是一個約莫四十幾歲的男子，用親切的、熱情的態度，回應我這個初來乍到、年輕的、白浪 大學生。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阿忠。

    八個月後，我有幸可以協助他整理生命故事，在訪談裡，阿忠能用的字彙不多，但我卻「看」到了，看到了那一幕幕的生命鏡頭在我腦海中上映…。


    「海對阿美族來說是什麼？」我問。
    「海喔？是家，是家人。」阿忠說。

    小馬部落 ，是小阿忠長大的地方。小徑往前走去，先是經過一片高大茂密的木麻黃防風林。孩子們奔跑著，腳底踩的是綿延細白的沙灘，不用三分鐘，立刻映入眼簾的是無際的湛藍太平洋。
    小阿忠，會跟玩伴們在沙灘上打棒球；會到海邊戲水；跟大人們學著捕魚和採海草。

海洋，是家人，是「家」的一部分。
   
海，帶走了對父親的思念──父親跑船的日子
    阿忠從小和媽媽、妹妹相依為命，因為從他出生開始，爸爸就在大西洋跑船。

    小四時，全家搬到桃園僑愛。媽媽做粗工養家，但身體早已出了狀況─是肝硬化和胃出血。阿忠回憶起，有一天放學回家一進門，先是看到地板有一大灘血，又看到媽媽抱著垃圾桶在吐，手中是整桶快滿溢的紅色液體。阿忠驚慌地趕緊跑向鄰居親戚求救。送醫後，媽媽昏迷了長達兩個禮拜，大人都叫阿忠到床邊呼叫媽媽快醒來。漸漸清醒後，媽媽又繼續做粗工養家…。

    國中要畢業時，是阿忠媽媽第三次發病了。但她仍繼續做電鍍工作，味道刺鼻難耐，更對身體造成負擔。硬做，是為了養家活口。而因為媽媽生病，爸爸決定不再跑船，留下來照顧家裡。從這時候算起，是阿忠一家四口真正相聚、到齊的日子。卻在阿忠國中畢業出社會半年，媽媽開始住院，X光片都看不到骨頭的紋路，只是白白一片。家裡負擔不了媽媽的醫藥費，只好出院在家休養。阿忠開始懂事了，知道爸爸和自己做木工的薪水一天加一加也才一千五，永遠都賺不到那起碼一、二十萬的醫療費用，他心裡，正有另一個盤算…。

將自己賣給大海──阿忠跑船的日子
    當時在做鞋廠的阿忠，回家跟媽媽說：「我找到一個很好的工作，又可以借支。」
    「是什麼？」病榻上的媽媽問。
    「跑船，要不然你的病要怎麼治療，我跑船可以借支，我要把你的病養好。」媽媽就掉下眼淚了。
    不顧那用盡力氣擠出來的一絲絲阻止的聲音，阿忠隨即回到鞋廠宿舍收拾行李，回到家時，卻看到爸爸跟朋友正在喝酒，阿忠一直很不解，媽媽都已經虛弱的躺在一旁了，為什麼爸爸此時此刻還要喝酒？他向爸爸走去，說明自己決定要借支跑船。爸爸震怒，大聲斥責阿忠的不孝。「真的很對不起，我要走了。」阿忠話一說完，轉身，走出家門口。即使看到躺在一旁的媽媽在哭，但他心意已決，「我只想把身體賣給介紹所，我需要錢。」
    介紹所當初還跟阿忠說可以回家看父母親，但因為怕聘來的船員跑掉，而被限制了行動，只能通電話，當時正逢過年，也只是船員聚在一起認識，過年後幾天，船即出港。

    記得那一天，別的船員都有家人送行，然而阿忠他，孤伶伶地坐在船駕駛艙上方的柱子上，身旁左右兩邊閃著藍燈和紅燈，拿著不會彈的吉他，按著C調，看著台灣越來越小，從房舍直到連山也看不到，終於，他掉下了眼淚，心裡明白，「我就要離開他們了。」十七歲這年，為了媽媽的病，願意賭一次，將自己賣給大海。

與上天的賭局，輸了──媽媽走了
    跑船生活既單調又辛苦，一天工作二十二小時至二十四小時，每天最多只能小睡兩個小時，有時甚至一個月都沒睡覺！而第一次遇到的暴風雨，眼前什麼都看不到，只有十二層樓高的海浪，然而他心想，「都決定跑船了，不是沈船就是活命，能平安回去就好，不能也就算了。」好險最後逃過一劫。

    一年後〈77年3月〉進港收到信，阿忠既意外又雀躍：「自己也有信！」滿滿的字句裡，阿忠只看到前面幾句就快暈倒了：「小孩，在收到這封信的時候，你不要難過，人的生命是無法控制，你媽媽已經離開這個世界…媽媽在76年7月已經走了…」。心頭一震，卻無法回家，船隨即又出港了。兩天後阿忠趕緊播電話向當時在花蓮念護專的妹妹確認，妹妹為了趕著回家接電話還出了車禍，妹妹說，「媽媽走了。」他這時才確定，永遠都見不到媽媽了！然而，他還是得出海，但這個時候出海又為了甚麼？
   
用海的純藍，停止一切─在水中，眼中只有一片藍，停止孤單，停止寂寞，停止。
    寂寞，是漂泊中漫長而無止盡的戰鬥。尤其在媽媽死後，孤寂，更是占據一切的念頭。曾經想死，或彈著吉他，哼唱著阿美歌謠；抑是，在炙熱的天，跳進海裡，緩慢地將雙眼打開，眼前只有純藍，沒有聲音，我猜想，阿忠將自己暫時冰封在一個只有純藍的寂靜空間裡。我想那不是孤寂，不是快樂，是「暫停」。

    兩年半後回來，船員通常都會通知家人來接，阿忠心想，「自己怎麼來就怎麼回去！」誰也沒通知，他靠著當初的記憶，自己回家，想給爸爸一個驚喜。不料，爸爸根本認不出已經從男孩變成男人體格的他。

    「爸，我回來了！」阿忠跟爸爸握手擁抱。

    父親隨即掉下淚，「回來就好，媽媽走了，雖然家裡少一個人，你還是要繼續勇敢走下去。」

    放下行囊，阿忠回到自己的房間，趴在床鋪上，難過全湧上心頭，「為什麼回來時就少一個人，而妹妹也不在家。」

顛沛流離─快速變動而混亂的勞動十五年間。

    回來後，阿忠學習修理怪手，所以服兵役時進了維修部，修理戰車引擎。當兵期間休假多，阿忠就跟著開砂石車的表哥學習，或接一些板模工作。退伍後，阿忠繼續當機電工修理怪手，也走入第一段婚姻。他修過遊覽車，做過電銲、板模、印刷、沖床、建築、機電…越來越多我想都想不到工作內容，但唯一確定的，這些都是高度體力勞動的工作，怎麼說呢？例如鑄造熔銅，雖然一個月有八萬塊，但一天十二小時，做兩天要休一天。從高薪與做二必須休一的規矩，就可以想像這個職業的「消耗性」。

    「何以十年內換十三種工作，歷經十五個老闆？」
「公司倒了，有的周轉不靈。」這是阿忠的解釋。

    忙著賺錢，阿忠將自己塞入勞動市場，「家」早已無法兼顧，第一段婚姻走了七年後畫下休止符。

    全部重來！阿忠手裡牽著一個，背上抱著一個，帶著兩個小孩繼續找工作，吃最便宜的艾美斯奶粉和泡麵度日。當然，只能持續在高勞動高風險的職場打滾，雖辛苦生活，卻是在當時認識現任太太富蓉，願意牽手，和阿忠一起照顧一個家。當時做鋼筋運輸的拖車司機，工時長達十六小時！因為聽說跑長途大陸砂能賺比較多，一家人搬到基隆和平島，沒想到，後來卻禁運大陸砂，工資都以趟數來計算的砂石車司機們薪水瞬間掉到一萬五，甚至幾千塊。而當時，光那一間位於都會區邊緣頂樓加蓋的房租金就要六千五了，所以阿忠努力接臨時工來做，還是不行，就到和平島附近的海邊捕食，用阿美族的技能，做最後的生存。

    十幾年來，在職場上顛沛流離，敘述卻只有短短五百字，我能力不足無法詳盡，我想，透過訪問，阿忠也才開始在整理，因為那是一段，為生存的擠壓而感到混亂不明的日子。「公司倒了，有的周轉不靈。」在這個答案背後，還會有更多的答案嗎？


「蓋了這麼多房子，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我的房子…」，看著這一棟棟他曾蓋過的大樓後，阿忠小聲地在駕駛座上感嘆著。

    在基隆辛苦撐著，被阿忠舅婆（陳玉蘭）知道後，隨即協助阿忠一家人搬到崁津生活，互相照顧。崁津的家，幾乎靠撿來的材料回來自己DIY，阿忠和太太富蓉、舅婆，三個人把房子蓋好，總共花不到十五萬。能想像嗎？在北部都市努力生存了這麼久，最後，卻可以用這個數字換來一個家。
   
    於是阿忠一家人在崁津，有了一個家。

    記得有一次，我坐著阿忠開的車到桃園市區，駕駛座上的他跟其他的板模工人一樣，生命的足跡深刻地烙印在都市發展裡。沿路上，他嘴邊總呢喃著：「這間我也有做過」。但有一句話，我永遠忘不了，「蓋了這麼多房子，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我的房子…」一句當過板模工人們都曾說過的話。

搏鬥，為了最後的生存空間─崁津部落
    阿忠剛到崁津部落時，部落裡都是老人家，也很久沒舉辦豐年祭。阿忠獲得長老們的賞識，當了青年會會長，一個人就把豐年祭籌辦起來，不只如此，以前被偷倒廢棄物的土地，阿忠和族人們一起整地，並重建聚會所。（９７年）一張無情的公告拜訪崁津，上面印著拆遷日期，阿忠心裡想著部落的老人家該何去何從。政府從來沒有傾聽族人的聲音，卻只發出一張代表著驅逐與拆遷的白紙。阿忠帶著崁津部落走出去，聲援遭到同樣命運的河岸部落，他看著長輩們即使身體不好，也願意往外一試；心疼，所以願意義務承擔更多。阿忠的熱心獲得族人的肯定，接下了崁津部落總幹事，繼續為族人找到更安穩的生活方式而努力著。


    阿忠的故事，始於那片他愛的大海；那片他愛的大海，卻是阿忠與父親無盡的飄泊，是宿命嗎？

    台灣在1960-1970年代遠洋漁業興起，一艘艘漁船，紛紛帶著阿美族男性出港，帶離「部落」，帶離「家」。每份「賣身契」背後，屬於那時代阿美族男性的故事。阿忠向我反覆敘說著跑船記憶，鮮明而有畫面，我想那是他生命中重要的轉折，在年輕男孩身上掙扎烙印、非人性的勞動、異國經驗。

    移動，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阿忠的勞動技能是豐厚的，雖曾經隨著台灣經濟起飛而改善，卻仍是在底層勞動市場打滾，顛沛流離，到最後，阿美族的親屬關係與崁津部落接住了他們一家，這才停止流浪。曾經跳進主流文化，卻在河岸部落，擁有分移回根的可能。不再強塞在漢人的格子樓社區裡，而是創造一個空間，一個可以延續再造阿美文化的新空間。

    如何走出自己的文化生命出口，用另一種形式擺脫「弱勢」標籤，這是河岸的意義，在裡面生存的人的意義。

    我不是要說一個很慘很可憐引人同情的故事，我是在說出一個在台灣經濟起飛的背景下，一個阿美族男人的故事，我相信，他也是一群阿美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