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刊號 共觀點｜節節敗退的國家機器高唱凱旋：觀察2010年傳媒現象

馮建三

去（2010）年傳播業界的各種事件，愈來愈重要的網路與影音視頻，所受青睞持續增溫，但最多目光仍然集中在傳統的視聽部門。

公廣集團，無線、有線電視與衛星頻道及數位化議題，再至地下電台，以及台灣電影製片業的前程，無不輪番上陣，有些盤據整年，有些定時現身，藕斷絲連。平面傳媒當中的報紙，似乎少見聞問，與此對比，中正大學師生年底聯合推出的《新聞業的危機與重建：全球經驗與台灣省思》，集中探討報紙（及其衍生各種傳播內容的生產）與民主社會的連動關係，彌足珍貴。前書出版未久，適巧另有報紙記者承受（政府）置入行銷折磨許多年以後，不再雌伏而辭職抗議，報紙（與電視）又在被動之下，進入輿論的探照。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在元月7日完成三讀。這是少見由民進黨啟動，8年後在國民黨手中通過的法案。箇中最大意義應該是：蕭規曹隨顯示的不是從善如流，而是真正有個主導卻誤事的意識與行政惰性，足以穿透藍綠；雖然昧於實情，該法卻兀自認定，台灣文化產業在「自由自在」的環境羽翼下，大有可為，甚至能以對岸龐大市場為背靠。文建會、經建會與經濟部宣稱，推動文創，將在數年之間讓影音產業平均投資報酬率達6.4倍，並在中國取得3倍於今的銷售額。業界或學界不一定接受這個宣稱，有人批評文創只是囈語；有人逕自申請項目、分取資源；有人奢望「大陸當腹地 台灣坎城不是夢」、「台灣電影夢 聚焦大陸海西」；再有讓人乍舌，駭人聽聞之語，如後，「台灣的文化、創意、技術對…大陸電影絕對有正面影響，大陸也是台灣產業有生機的唯一希望」。

虛浮文創 紊亂公廣
文建會擁抱文創，陸委會卻有保留。在兩岸談判經貿架構的過程，中國多次希望洽談「媒體在內的文化交流協議」。對此，我方表明：「台灣還沒有準備好，目前無法討論。」

這是我方心知肚明，了然我們的傳媒體質不佳，對外商務交流很難取得經濟收穫，反而會讓中方以利誘惑，進而相繩台灣媒體，形成另一種以商逼政的不民主效應，或是政府另有考量？無論是哪一種，陸委會等於是對文創法的願景，提出某種「務實」的否定。

文創法昧於現實的另一個指標，就在盱衡海外成例，影音部門若要在所謂文創產業取得佳績，除美國、香港以大型商業影視財團取勝，其餘無一例外，都有強大的公共廣電機構。惟行政院不此之圖，不但未曾就此綢繆，更是糟蹋手中公廣集團的資源。文創法制訂後次（8）日，公視董事長鄭同僚聲請假處分獲法院裁定書，公廣經營團隊形同癱瘓，史無前例，其後多種法院與輿論行動交叉蹂躪，再三將公視負面形象裸裎社會之前。當事各方，從新聞局到董事（長）及總經理，通通自認本身作為是為捍衛或維護公廣自主與專業，外界則對公廣不解，公廣整體形象與社會支持度，不能不下降。誰要為此負責？

追本溯源，就在國家機器的怠惰與無心。依照現制，公廣集團各種收入總在40億上下，員工約在1500人，比起歐日韓澳固然仍舊瘦小，放在台灣，已然蜀中無大將，這個規模不算小。這就是說，政府依照現制，不需額外編列經費，就能坐擁相對有效的政策工具，可以改善觀眾的收視權益，也能加速數位進程，從而對於遲不投資或只是少量投資的線纜業者，形成比較有效的市場競爭壓力，迫使其改善軟硬體投入。但從2006年入春公視與華視結合，2007年元旦，公視華視連同客家、原住民與宏觀三個頻道，聯合成立公廣集團以來，政府所作何事？少，不但少，還有原地跑馬，逆向退縮的衝動。

在延聘經營人才方面，行政院遲至現任團隊任期即將屆滿前夕，才從11月開始提名繼起人選，並且爭議依舊很大，究竟公視未來三年的管理者是誰，迄2011年初還是懸而未決。執政黨掌握行政與立法兩權，新聞局文官也有提名作業多次的歷練，卻依然漏洞百出、到處破綻，著實不可思議。12月起，對於前幾任早已完成修訂，並對外承諾的新公視法草案，新聞局長將之束諸高閣。另起爐灶之後，新聞局卻又形式化、虛應故事、不辯論而是各自表述，只對公視法修正案舉辦一、兩次所謂公聽會。不但如此，行政院完全沒有全盤規劃、一體行政的認知，對於有限資源，更當統合管理運用，藉收分工相互支援與規模經濟的效益，居然懵懂。行政院放縱原民會與僑委會以其本位主義，囂張地想要自立門戶，不肯承認公廣集團已經太過迷你，若再分家，原民與宏觀兩頻道的運作，只能更不符合規模經濟的要求。

國家退縮 資本躍動
公權力欠缺企圖心，與此相對，企業主躍躍欲試。黎智英申設衛星新聞頻道未獲核可，轉戰網路電視並誇海口，表示「我砸錢做好的節目，肯定有機會！」蔡明忠、蔡衍明與民視及三立合資製作節目，蔡並購買119萬有線電視系統用戶（佔總戶數22.3％），自稱他「砸640億發動數位革命 政府應該付我錢」。兩人都說要砸錢，但是，沒錢固然萬萬不能，有錢不一定萬能。何況，《壹週刊》與《蘋果日報》在2009年的廣告收入，分別減少19.4%與4.9%，黎智英還有多少錢能夠砸多久？蔡明忠承諾加速數位化，但工商時報社論表示，既然法無明文規定，相關承諾「法律基礎是薄弱而有爭議」。退一步說，即便蔡如期數位化，這也只是製造更多頻道與節目需求量，卻如同當年無線三個頻道轉為數十、近百個有線頻道後，得到最多好處的是海外節目供應商，本國視聽人才不一定得利，反而可能在政府欠缺影視規劃下，繼續遭殃。英國在1990年代中後期以後，電視頻道數量暴增，2009年約有460個頻道。其間，英國電視節目從出超變為入超，但也有幾年例外，如最新可得資料（2008年）顯示，出入相減，盈餘達9800萬英鎊，主要原因是，約翰牛以法律調節市場結構，責成五大無線機構必須投資製作公共服務節目，品質得到比較穩定的保障，偶爾就能展現為出口佳績。

要到哪個時候，台灣政治人物才能看到公共服務視聽制度與節目的價值，總是先不求經濟回報，卻在一段時間的培育後，就能不但在文化上滋潤，也能從經濟上反哺？這是困境，政治系統缺乏認知與抱負。我們的主流意識對於自由的理解，擁抱消極自由，不能一起擁抱積極自由，致使突破這個窘迫形勢的難度，居高不下。我們擔心「馬英九政府正加強箝制台灣媒體」，卻未能反過來追問，政府對於改善傳媒環境，建構傳媒人能夠發揮專業的工作環境，難道沒有責任？難道不應該如同歐洲日韓澳等國家，提供更充分資源與規劃，讓我們擁有更為強大的公共傳媒，進而也督促台灣的商業傳媒，善盡社會責任？

2010年底，這個認知的侷限與傷害，再次出現。12月13日記者黃哲斌辭職，賦予動能，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等20個社團籌組「反政府收買新聞聯盟」。推動聯盟的人『一直思考「媒體公共性」問題…就算官方收手…商業置入仍然使記者處境更困頓』。傳播人對於處境的理解，雖然深入骨髓，但聯盟對外公告的訴求，還是停留在「修法禁止政府、朝野政黨規範黨員不得置入行銷，再加上媒體自律」。除此之外，不見其他。何以如此？這只是階段的、策略的考量嗎？是便宜行事，撿柿子吃，猛烈抨擊政府這個真小人公然為非作歹，非常容易，但要將商業這個偽君子暗地偷龍轉鳳的、更大規模與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行銷置入繩之以法，力有未逮嗎？無論傳媒人怎麼想或有哪些顧慮，立法院既然已經在1月12日增修預算法，禁止政府機構置入行銷；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既然經表示「民進黨應檢討，支持禁絕商業置入」，那麼，有心改革傳媒與社會的人與團體，正可百尺竿頭，不但禁止任何欺騙，不再姑息商業置入，也要正視商業傳媒的偏心現象：商業傳媒及其廣告，總是補助甲類，但壓制乙類傳媒內容。這種偏心現象無法通過法令禁止，卻可以另有合適的政策，予以導正。

國家機器的應然與實然
綜觀2010年的傳媒事件，讓人目不暇給。回顧此起彼落，連環相隨的這些新聞，有一領悟。假使以國家機器作為中心，這些事件顯示這部機器是「大智若愚」。

人有兩眼兩耳雙手雙足，國家機器也有兩個面貌，實然與應然。行政院的文建會、新聞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於許多傳媒事件的反應與作為，顯得笨拙、無心、無力、無能的成分，遠多於明智與有權有能；顯得想要治標多於治本，顯得關注特定的傳媒行為之管制，多於對傳播環境生態的結構導引。政府這種「實際」表現，對於業界不一定有利，對於服務民眾，以及營造傳媒人安身立命的工作環境，必定是傷害，我們因此可以說，國家機器的實質表現陷入「節節敗退」的格局。

問題同樣出在這裡，表現不佳發揮了掩飾作用。國家不肯明白向社會說明，民眾並無充分資訊可以理解，世界各國從來沒有傳媒市場長期在低度規範下，能有更多新聞自由與編採素質的發揮園地。這樣一來，政府免除自身的責任，不肯秉持長遠眼光及部署，重構傳媒願景的步伐，無從跨出；反之，國家更願意解構自己，表示自己不該對於傳媒有太多想法，最多，政府只能與相關社團共管傳媒，其實是以民間社團作為推諉責任的口實。於是，國家機器的應然面，更是難以見人提及，對此若有主張，很容易就遭致指控，這是危險的「國家主義」，這是開門揖盜入自由於奴役之舉，智者不為。

國家機器願意藉由長期的政府失靈，換取社會放棄對於國家應然作為的要求，排除了這個要求之後，具有積極思維的文官無法得到鼓勵、遑論出頭，走馬換將的政務官難以開創新的格局，良性循環的契機遍尋不得、無從啟動。國家機器既然斧底抽薪，止息想像，不讓人思及政府對於傳媒的民主及有效運作，必須負有責任，我們是以能夠說，節節敗退的國家機器樂不思蜀，既然沒有人對於經常失靈的政府會有期待，政府就可以沒有責任、沒有擔當，就是無事一身輕，詭計得逞的國家機器至此就是「高唱凱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