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6日

創刊號 共觀點|仇恨韓國人.成為韓國人

劉昌德

去年底因為跆拳道國手楊淑君在廣州亞運的「失格」事件,使得「仇韓」一度成為台灣社會的全民運動、或者至少是全民的表演舞台。但事隔三個月之後,韓國流行偶像依舊大受歡迎,楊淑君在國際運動組織的訴訟,則從「國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共業、降格為國內體壇「漂亮寶貝」的個人清白之爭。


一切雲淡風輕。

那麼,是不是仇韓在台灣就像葡式蛋塔或Hello Kitty一般,不過是眾多流行話題中,在某個特殊時刻被消費一小段時間的事物?流行風潮一過,新聞主播過場,「現在讓我們來關心下一則報導」吧。既然排隊購買的人潮都散去了,就沒道理要對「仇韓」特別嚴肅看待。一場秀罷了。

不過如果記憶力稍微好一點,或許會發現,「仇韓」從來沒有煙消雲散,而是這十幾年來,每隔一陣子就會被喚醒的集體情緒。1990年代台灣舉辦瓊斯盃籃球賽的台韓傳統大戰,2002年日本與南韓主辦的世界杯足球賽,這幾年所有的棒球國際賽事,前年東亞運跆拳道韓國選手疑似惡性犯規。仇韓也不只在運動場上而已,2000年以後對韓國女明星整形的消遣與諷刺,網路上近年來對於有關「韓國申請XX為他們所發明的世界遺產」的不齒與抵制,還有郭台銘對於韓國面板廠商的深惡痛絕。

你可以羅列出許許多多跟韓國有關的事物,然後想起所有韓國人令人咬牙切齒的「小動作」,還有我們的同仇敵愾。

仇韓的潛伏與爆發

仇韓這種國族集體情緒,若沒誇張到流淌在我們的血液裡,也應該是一種潛伏的病毒,等待下一次適合的時機大肆傳染。雖然具有一切消費話題的短暫與表演等虛矯特徵,但因為仇韓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展現,所以不容易根除。

不是葡式蛋塔。至少至少,仇韓的民族主義像是台灣人的流行感冒,每隔一陣子就得犯一次。

民族主義是一個幽靈,在台灣徘徊。從1970年代的中華民國外交困境開始,民族主義、特別是在運動場上的民族主義,就跟隨著台灣人與台灣社會。很多人都喜歡提起,威廉波特的少棒如何讓人心激動,或者看著台灣的「奧會梅花旗」(不是非得國旗不可)在國際賽場合升起時熱淚盈眶。

即使到了所謂後現代、全球化的時代中,這背後靈不曾遠離,隨時等待召喚。在藍綠政治鬥爭與經濟衰退的泥淖中,「台灣之光」王建民曾經以MLB的連續兩年十九勝戰績,帶領大家走過那慘淡的時光。就算是做為「邪惡帝國」(我指的不只是許多棒球迷認定的New York Yankees,更是美國)的戰將也罷,建仔畢竟讓大家感受到「一起被世界看見」。

因為民族與民族主義是建國過程的產物(而不是相反的邏輯,像是我們曾經錯以為的那樣:民族是國家的根基),所以在長期處於自我定義與被定義焦慮的台灣社會中,民族主義幽靈就不曾遠離。

當「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被聯合國、也就是大部分世界上的「他人」所否認之後,島國台灣的政權,就得不斷地建國。不管是自由中國、中華民國在台灣、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一邊一國的台灣國、還是全球化下ECFA的經濟體,這麼多年來,台灣社會始終處在建國的過程中。每一次(完成與未完成的)建國,都會產生(複數的)民族主義。

韓國就是「他們」

二十世紀末以來持續加劇的全球化、或者說是新自由主義壟罩下的殘酷競爭與國家弱化,所產生的民族主義特徵之一,就是為「這裡」的「我們」貼上特定的民族和語言標籤,來對抗不斷從外頭「那邊」跑來、具有威脅性的「他們」。民族主義讓我們以為,這些外來的「他們」,造成了我們如今飽嘗的苦難;必須為當前我們面對的這些問題負責的人,不是執政者,而是「他們」。這不是我說的,是英國史學家Hobsbawm在二十年前就說了的。

哪些人是「他們」?那些非我族類的人。我回憶所及,在台灣,曾經日本人被當作「他們」(原宿的青少年次文化與中森明菜松田聖子,讓自由中國青年忘了民族情操)、曾經中國人被當作「他們」(在每個人身邊的匪諜,與後來千島湖事件與飛彈危機中的霸道共產政權)、曾經東南亞的菲律賓人印尼人泰國人越南人被當作「他們」(外勞外傭與外籍新娘,我們以為是他們搶走了飯碗或帶來了所謂低落素質的新生代)。

現在,韓國人常常被當作「他們」。殖民過台灣的不是韓國,飽含民族情感卻用飛彈和軍隊向台灣耀武揚威的不是韓國,向台灣大量輸入勞工與通婚也不是韓國,但韓國卻奇妙地被「我們」當作「他們」。就像在楊淑君事件的那場賽事中,幾乎沒出現的韓國人(越南對手、中國主辦,除了那個已經是菲律賓人的韓裔技術員之外)成為箭靶一般地奇妙。

但並不是那麼地匪夷所思,台灣的球迷也不全是毫無理智四處尋釁的混混。楊淑君事件中的韓國人身影,是早在韓國籍的世跆盟秘書長的強辯嘴臉之前,就已經存在。他們是東亞運中曾敬翔的對手、是棒球經典賽與亞錦賽中擋著中華隊晉級的球隊、是把持跆拳道國際組織的黑手、是過去瓊斯盃比賽中南韓隊的拐子與假摔。

除了運動賽事之外,這個在冷戰時期的「兄弟之邦」的「他們」,什麼時候變得可恨或者可怕的?早一點,是突然的斷交斷航;稍近一點,是東亞四小龍的經濟競爭;然後,是這個世紀開始的裴勇俊全智賢super junior與少女時代的「韓流」。

韓國就是「我們」

從來就是狹路相逢,所以韓國才曾經被認為是台灣的兄弟之邦。

二次大戰後,站上世界超強地位的美國取代被擊潰的日本,把台灣與南韓同時納為對抗共產革命的前線。冷戰後期,在經濟的全球與區域化中、及美日兩大全球與區域強權的腳下,台灣與南韓同時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代工區。冷戰結束後,一同成為擺脫「依賴發展」命運的資本後進國家,稍後也同樣面對全球代工基地轉移的挑戰。

相似的過去,不見得意味著相似的未來。南韓透過政府扶助大型企業建立品牌的策略,讓韓國汽車與電子產品逐漸打入國際市場,而跟台灣經濟發展分道揚鑣。影視、音樂、與運動等文化產業與活動,同樣有國家與大資本的合謀,在東亞與東南亞消費市場取得傲人成績,韓國逐步逼近、甚至超越了文化強權的日本。

被韓國甩到後面、在競爭中成為輸家的焦慮,伴隨著認為「他們」使小手段的民族主義情緒,構成了妒恨的基底。仇韓是銅板的背面,另一面是艷羨。「我們」想贏,南韓是我們在經濟、在文化、在運動場域所想要成為的模樣。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中,緊張的競爭關係,讓處於類似地位的南韓與台灣,用盡一切手段相互廝殺、踩著對方往上爬。像是代工工廠之間的削價競爭導致兩敗俱傷,結果獲利最大的是擁有品牌與通路的跨國企業。像是互相競爭著把更多更好的球員送到日本與美國,結果得利最大的是日本與美國職棒。

同時做為世界體系中的半邊陲國家,韓國與台灣互相競爭,落敗的一方被向下推擠,在經濟或文化上愈來愈依賴;而獲勝的一方,雖然可以站在美、日的身邊,但仍然在更大型跨國企業的後面,撿拾比較大塊的剩餘。南韓複製了過去的經驗,繼續透過依賴而發展。台灣則是節節敗退,進入了一直以來所恐懼的更邊緣的依賴循環。

要超越妒恨,有兩種想像。第一種想像比較簡單,就是我們取而代之。在文化產業與其他領域裡,尋找跨國企業留下的縫隙,國家與本地大資本的策略聯盟,想辦法擊敗韓國,贏得血淋淋的勝利。透過模仿與投注更多的心力,想辦法成為競爭中的贏家。我們成為現在的韓國。

還有另一種比較複雜的想像。拋棄世界體系的半邊陲國家的廝殺競爭,也就是拋棄那樣的代工競爭關係、那樣的文化勞動國際分工關係。不與南韓彼此競爭,反而是代工工廠之間的合作、文化產業之間的結盟,像是東亞的棒球聯盟、或者是台韓的影視合製等各種途徑。經由互相理解互相補充,成為一種真正的區域合作。韓國與台灣不再彼此廝殺,而互相成為「我們」。

當南韓不再是「他們」(那個贏家、或者那個威脅者)、而是「我們」(那個落敗者、或者那個合作夥伴),妒恨才有消失的一天。

1 則留言:

  1. RT@pankuangming
    朝鮮族。韓國臺灣比較文化研究會成員簡介&柳書琴編2011戰爭與分界:「總力戰」下臺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 http://bit.ly/omDM6o | 柳書琴2009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 http://bit.ly/nL6mwo

    朝鮮族。崔健 (최건,19610802-)http://bit.ly/n5fWUK ︱羅宏鎮2010黃海 via Cinephilia.net http://bit.ly/p3bI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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