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雅晴˙採訪＼張雅晴、蔡蕙如、江慧珺
今年八月，因為旺中媒體抹黑黃國昌事件引發各界拒買拒看旺中產品的槍林彈雨中，前中國時報副總編何榮幸一篇「我見我思：北風與太陽」，在體制內為反旺中開了重要的第一槍，隨後揮別了他待了12年的中國時報。
「臥底」十二年的體制內改革
何榮幸表示，北風與太陽一文雖然主要是回應黃國昌事件，但背後卻包含著他進入媒體以來這一、二十年的掙扎。「也許你當下沒有感覺，但我們其實都會在某個時代氛圍下，受到其影響。」出身於學運世代的何榮幸，從小的夢想是當作家，大學拼命辦刊物，但最後發現作家這條路離改變社會太遠，轉而走向記者一職。他一方面想成為「下一個水門案」的揭發者，另一方面也效法財經記者麥道格（A. K. MacDougall）在華爾街日報任職、在報導中「偷渡」社會主義概念長達12年的「臥底」行為。
從1991年踏入報業至今，何榮幸認為自己一直在努力拉近現實與理想中的落差。一開始他也跟其他人一樣，不知道報社的尺度究竟在哪裡，後來才漸漸摸索出一個道理：「報社明確反對的，不要碰；老闆不關心的，就偷渡吧！」何榮幸擔任中時主筆群期間，將公共化的議題一次次偷渡、寫成以報社名義發表的「小社論」，而且竟然一次都沒被打過回票。2004年何榮幸在中時政治組時，趁著立法院休會，走訪全台進行體檢公共政策專題，引發社會對「蚊子館」的討論；隔年，何榮幸又與高有智等人「休耕啓示錄」，透過實地走訪農村，檢討台灣農業政策的弊病。藉著這幾個獲獎專題打下的基礎，2008年面臨中時大裁員時，何榮幸卻能順勢要求報社成立調查採訪室，踩穩小革命的一步。
雖然這些報導無法像水門案一樣驚動社會、一夕成名，但是何榮幸認為這些小小果實，也實現了他所期待的社會正義。不過凡事有得必有失。調查採訪組成立後，報導轉而走向「我的小革命」的軟性人物專題，希望小人物帶出故事背後被主流社會長期忽略的核心價值。但是何榮幸承認，「敏銳的讀者應該會發現，『我的小革命』缺少了過去那種批判力道」。他說，這是因為調查採訪室必須穩定供稿的壓力，使得他們無法長期進行較龐大而有深度的專題。但另一方面，何榮幸認為每周固定出刊的小革命全版專欄，卻進一步穩固了讀者對於｢小革命｣的期待與要求。他表示，調查報導的轉向與旺旺入主中時無關，因為老闆並不關心這些議題，所以內容並沒受到高層直接干預；而且，因為這些專題的成功，報社反倒開始把這些記者的作品當成招牌。
現今媒體大環境普遍惡化的情況下，各家媒體無不搶食置入性行銷的新聞版面。然而，同樣面臨業配壓力的中國時報編輯室內部，｢調查採訪室｣的存在似乎是一片淨土。何榮幸不諱言：｢在編輯室內，調查採訪室不用做業配新聞，卻可以頻頻得獎；反觀其他組別的同事卻要遭受業配額度的壓力，這樣的差異的確會造成內部的摩擦｣。身為主管的何榮幸，只能以平常打好組別之間的人際關係，來化解這種記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辭職也是為了在體制內改革
隨著旺中近期在「涉己事務」中濫用自家媒體的情勢，何榮幸在報社一角的臥底行動，終究無法獨善其身。2009年因為中視和中天董監事變更案，旺中集團在中時頭版刊登廣告攻擊三位NCC委員，近半年來更因為購併中嘉有線系統而在中時、中天、中視等媒體攻擊立委葉宜津，都再再挑戰了何榮幸自己的新聞倫理價值觀。一直到七月因為抹黑學者黃國昌的「走路工」事件爆發，何榮幸覺得如果這樣也可以容忍，他真的不知道以後還有什麼底限可談。至於為何｢抹黑黃國昌｣事件的新聞專業自主是最後底線、而非旺中入主前大裁員的工作權益受損，何榮幸指出，底線難以測量與說明，只能說每個人面對不同情境時的標準不同。
在反旺中聲浪中，何榮幸那封寫著「反對公器私用，不知為何而戰」的辭呈，確實滿足了外界期待。因為許多人開始把反旺中的壓力轉向中時員工、要求他們離職以表清白，甚至譴責不離開的員工為共犯與幫兇。不過，辭職對何榮幸而言，並不是單純向外界或周遭朋友表態的工具而已，還是一個可能改變現狀、和老闆談判的籌碼。何榮幸希望中時高層可以為了挽留他而簽訂編輯室公約，這樣對中時員工才有實際幫助。但何榮幸卻連蔡衍明都沒見到，高層僅僅「隔空」傳話挽留，最終還是灰心離去。
「留下來的人並非就是幫兇」，何榮幸認為每個人在報社面臨處境不同、年資不同、心路歷程也不同，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底限，外界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力要每個人設下同一套標準。「今天如果有個基層記者來跟我說他因為旺中案要離職，我一定會勸他留下來繼續努力」，何榮幸說。
記者爭取自主與權益不該是禁忌
但不論是中時或是其他媒體的員工，許多記者對旺中案引發的風波卻都「冷處理」。中時內部除了少數記者辭職之外，並沒有太多試圖向報社抗議、對話的舉動，也遑論發出共同聲明。除了缺乏工會的力量支援，何榮幸認為蔡衍明入主中時後三天兩頭就說要解散報社，構成員工心理上的恐懼與壓力；再加上蔡衍明平時忙於外務，除了少數高層之外一般員工極難有機會接觸，更不敢輕易跟蔡衍明談條件。
十八年前的九月一號，記者們在風雨中遊行爭取新聞自主，要求自立報系的新老闆跟記者們簽訂編輯室公約。到了十八年後，反旺中遊行雖然人數和氣勢都更浩大，但仍然在爭取同樣的權利，而且參與遊行的記者並不多。現在，記者為自己爭取應有權益，反而成了一種禁忌。何榮幸說，當記者遭受到外部威脅，其他記者們都會站出來同仇敵愾；但是從體制內部對於記者權益產生的威脅，如業配氾濫，卻幾乎沒有人敢出聲，因為這切切實實關係到各自的生存問題。這一點，何榮幸認為政府也需要負擔一部份的責任：「政策必須要改變，不能讓記者老是活在缺乏安全感的恐懼中，也不能讓媒體生存成為媒體唯一的藉口。」
「留在媒體，沒有悲觀的權利」。過去即便是面臨中時工會解散，何榮幸也沒有在他人的期待下辭職表態，而一直想辦法在報社內摸索生存之道。因為他認為：留下來，才會有希望。何榮幸自稱是務實的理想主義者，相信主流媒體的價值和影響力仍然存在，所以將會留在主流媒體、也期望年輕記者留在主流媒體一起努力。
[何榮幸給新手記者的筆記]
l 一步一腳印：不會有報社一開始就讓你伸張理想，所以年輕記者一定有要長時間埋鍋造飯、累積專業的心理準備。新進記者先累積自己的條件、摸索出環境的框架，包括什麼可以寫、什麼不能寫等等。在適當時機出現時，再談如何實現理想。
l 莫忘初衷：多數記者進入新聞界一段時間後，要不是很快就變成犬儒、看輕一切理想，不然就是將主流的價值內化，忘記當初的理想和堅持。因此提醒即將進入媒體界、或已經進入媒體界卻有志難伸的新手記者，在埋鍋造飯的等待過程中，時時刻刻記著你的理想。
l 別輕易離開：即使環境再壞也別輕易離開，因為離開了只是讓它更難有改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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