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Klavier Wong（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籌委）
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以下簡稱電影節），一個完全由草根團體組織的平民電影節，主辦團體包括運動影像團體「影行者」、及香港專上學生社會運動資源中心「自治八樓」。迄今走過十年，電影節經歷參與人員和合作團體的增多，影片題材的拓寬，延伸活動的多元化和跨境合作的嘗試。
我們相信，窮人也能舉辦文化活動，以交工的方式換取影片的播放權（例如我們幫外國影片製作中文字幕作為交換），在公民團體和個人獲得支援而得以免費使用器材和場地。當然，電影也是免費放映的。十年來，基於共治理念的相互尊重，思考商討和充分溝通，成為了凝聚電影節內部的珍貴價值，也努力嘗試實踐於社區介入和團體合作當中。
十一年前，俗稱八樓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社會運動資源中心〈即現時的自治八樓〉，創辦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開始時的目標是以文化手段帶出社會性意識以及思考，主要目標觀眾為專上院校的同學，巡迴於各院校之間。由第二屆開始，本著中心連繫院校同學及民間社會的宗旨、面向草根自主的運動方向、以及回到現場的實踐，社運電影節進一步走向草根，連繫民間，開展巡迴於院校、草根團體以至行動現場之間。及至2009年的第七屆社運電影節，開始實踐對主流媒體批判思考及草根媒體的建立，開始拒絕主流傳媒的採訪。一來我們不希望主流傳媒以獵奇的手法作報導，甚至扭曲電影節希望傳達的價值，同時也嘗試開拓一條草根的，主流媒體以外的傳播渠道。
獲得解放的觀眾 ——籌委與「共工」作為觀眾
從2011年開始，除了影行者和自治八樓作為主要籌辦單位之外，電影節嘗試招募共工(co-worker之意，來自公共，踐行共工，回到工共)。不同於只被安排工作的志工，在電影節的脈絡下，共工是和籌委一樣進行各種細節的籌備工作，包括對影片的背景資料蒐集，相關議題政策的研究，以及如何設計觀影的環節。
宣傳海報上的「影像，感動，思索，行動」似乎是口號，但實際上就是電影節的實踐。法國哲學家雅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在《獲得解放的觀眾》(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2009) 中提到，傳統意義上的觀眾（spectator）是很糟的一個狀態，例如看電視看電影。這裡的一個前設是，觀眾是一個「被告知」「被動接受詮釋」的一個角色，而台上和熒螢幕中的，才是故事的詮釋者。而解決的方式，是通過實踐平等（equality），台上的人和觀眾皆具備主體性的參與和商討，觀眾同時也是說故事的人。劇場可以是實現這個平等關係的場域。回到社會運動電影節，我們並不是製造另一個「被動觀眾」的商業電影活動，而是要打破這種邏輯，將影像成為推動反思甚至推動行動的力量。如果用洪席耶上述觀點看，社運電影節更像是將觀眾帶到一個互動的劇場。
觀眾，除了狹義上的來觀看電影的觀眾之外，也包括電影節的籌委本身。選擇什麼影片，如何理解影片，如何安排影片的主題設置，等等，都是在積極地處理籌委和影片/影片導演的關係。每年，我們從網路資源，或者本身已有的社運團體資源當中找尋關於不同社會議題和抗爭運動的影片，當然，這些也一定要是非商業性的影片。電影節的我們不能憑電影描述就判斷選取與否，而需要看完全片，做背景資料蒐集，影片中的議題和畫面分析。例如，2012年獲得一個關於委內瑞拉革命的影片。經過幾個月的研究，以及和當地導演的溝通，籌委認為影片表現了過於單一的權威的聲音，而最終沒有放在2012的最後片單中。
共工，也是觀眾之一。電影節的籌委不是權威詮釋者，共工不是被動地接收任務，而是，兩者一起成為主動的影像詮釋者，共同思考如何令影像帶給觀影者思索和行動的動能。
獲得解放的觀眾 ——觀影者作為觀眾
對於到場觀賞電影的觀眾，社運電影節期望營造的是全方位的參與式「劇場」。電影節的影片均以抗爭行動和解構社會為主題，我們不希望觀眾在影片獲得的僅僅只有感官享受和娛樂，相反，來看這些影片，是迫使觀眾思考，例如通過解構社會看到制度殘酷，通過在地和國外的抗爭而看到社會行動的可能性，通過另類生活方式的展現而尋思各種打破現有制度的可能性。
每一場的放映之後都有討論環節，同樣地基於「不希望觀眾只帶走感官享受離開」的考慮，我們希望說，觀眾經過一至二小時與身邊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的共同觀影經驗，可以分享在這個過程中的思考。而在這個映後討論的環節，籌委和共工也和觀眾分享蒐集到的影片的背景資料，從而使觀眾可以更加進入議題的脈絡。同時，如果觀眾有疑問而籌委或共工暫時未能提供解答，也會反饋給影片導演。例如在今年其中一場放映台灣製作的工運紀錄片《T婆工廠》，放映之後我們連線台灣國際勞工組織，實時進行香港-台灣對話，讓參與運動的人通過視像會議直接向觀眾解釋影片的脈絡，同時觀眾也直接和台灣的運動參與者分享觀影感受。
在放映場地的安排和設計上，電影節的人員也是經過一連串思考。除了一些有標誌性的又可以自由使用的場地（例如香港中文大學的民主女神廣場），電影節會借用公民團體的空間（例如，在勞資關係協進會播放《司馬庫斯》，希望傳達協力工作的精神），甚至在公共空間設置放映場。《順寧道走下去》記錄了深水埗舊區重建的抗爭。舊日抗爭的舊樓已經變成了工地，那麼這個影片的放映就在工地的外面，召喚當年參與抗爭的居民和附近的鄰居過來觀看，和其他觀眾一起在廢墟旁邊一起通過影像「回到現場」，比3D電影有更全方位的震撼——就是順寧道之前在同區的另一重建區，是抗爭地點，也是居民當年的家，而在這個空間聽到的聲音，聞到的氣味，見到的人來人往，都是居民希望保留的經營了幾十年的社區網絡（見圖1, 2, 3）。而這一切，只能在影片中留存。除此以外，電影節也組織延伸活動。
今年2013年組織的反WTO抗爭路線重遊，則是希望通過重走2005年在香港反抗WTO團體走過的路線;同時從灣仔北的世貿會議場地,一直走到灣仔南的舊區, 介紹當年支援反WTO抗爭者的重建居民的土地運動,從而思考「抗爭」、「本土/在地」、「連結」和「空間」的問題。再者，今年WTO部長級會議在印尼峇厘島召開，議程上是延續了當年2005年在香港未決的問題。所以電影節希望這個延伸活動，配合今年播放的2005年反WTO影片，以及峇厘島WTO會議的召開，促使觀眾再次思考全球化資本流動而帶來的種種問題。
社會運動電影節是一個電影節，還是社會運動？我會說，這是一個通過影像進行的社會運動耕耘，也是一個不斷嘗試打破主流框框的實驗場。相信讀者從上面的一些描述中可以感受到，參與社運電影節並不是平時去電影節買票看電影。電影節也深諳主流媒體結構性問題所導致的為了吸引眼球而不得不獵奇式的報導，所以從2007年開始拒絕主流媒體的採訪。多年以來，通過與不同團體的合作，電影節參與者本身的人際網絡，以及每年積累下來的觀眾（觀眾自願留下的聯絡方式），電影節嘗試開拓一條不依靠主流媒體的傳播通道。成功與否，未能定義，一切還在實驗中。
圖1(Nhm Wong提供)：住在天台的李伯伯，曾經受到政府的迫遷。這一晚，電影節就借用李伯伯的天台空間，播放關於波蘭基層母親佔領空置房屋的影片。在場有超過30名觀眾。
圖2(Nhm Wong提供)：在街上放映《順寧道走下去》，旁邊是已經被拆掉的房子，而觀眾當中有很多都是參與過抗爭的居民，或者附近的居民。
圖3(Nhm Wong提供)：何先生是深水埗的基層居民，也曾經受到迫遷。他說自己是「多管閒事」，經歷了自己家的反迫遷行動之後，幾乎每次關於市區重建的遊行或抗爭行動都見到他的出現，自然他也成了紀錄片中的訪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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