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劉嘉偉
圖/胡慕情提供
《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作者胡慕情。/陳璽尹 攝 |
9月8日,二十四節氣中走到「白露」,島上迎來今年第一道鋒面,夜晚漸涼,清晨的草木上有了露水的痕跡。獨立記者胡慕情才自日本返臺,此行她是去採訪川內核電廠重啟的專題。自從完成《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之後,胡慕情仍持續往返農村與城市,執筆的手,一刻也沒停下來。她說:「這十五萬字是為了召喚行動再起。」
《黏土》是以苗栗縣灣寶社區兩次對抗土地徵收為核心,從時間的縱深,梳理百年來,臺灣農業的發展歷史,同時也堆疊著三代之間,每個時代人物的生命故事。社運工作者顧玉玲在《黏土》的序文中寫著,「期待一本深入農村、爬梳史料、重新述說臺灣農業與農民處境的書,終於我們等到了。」
張木村與洪箱的四位孫兒在西瓜田玩耍嬉戲。/胡慕情攝 |
與灣寶居民的第一次相遇
關於胡慕情與灣寶的相遇,要從2009年開始談起。當時面臨第二次土地徵收的灣寶社區,由於在苗栗的抗爭長期不被媒體重視,因此抗爭的主要策劃者,洪箱、陳幸雄、謝修鎰等,決議將抗爭戰場拉到台北環保署召開的「後龍科技園區開發案環評大會」。這場滂沱雨中召開的記者會,是胡慕情與灣寶居民的第一次正式相遇。
胡慕情在書中寫著,「灣寶的力抗徵收使我印象深刻,有別於其他開發案在地居民的死氣沉沉或無所適從,灣寶居民團結一致的氣勢,隱隱鼓舞歷經多宗抗爭失敗案例的我,也讓我好奇為何農業衰敗之際,有人力守農地。」
由於胡慕情的採訪習慣是長期追蹤一個事件,持續追,直到事件結束。因此,在記者會結束之後,胡慕情仍繼續關注灣寶的抗爭,並且多次進入苗栗田野,參與居民的日常生活。長期下來,胡慕情與居民建立了彼此信任的關係,他們主動希望她幫抗爭留下記錄。「在跟居民的討論過程中,我慢慢去思考,是不是可以透過灣寶,引導讀者看到百年臺灣農業發展的結構性問題。」胡慕情說。
挑戰傳統新聞書寫的侷限
隨著《黏土》的書寫,胡慕情也開始挑戰傳統的新聞敘事方式。胡慕情認為:「如果媒體的其中一個作用是要增進彼此的相互了解,去造成改變,那麼目前的報導方式是行不通的,因為主流新聞的報導非常單一,沒有曲折的脈絡思考,人物形象非常單薄。」對於胡慕情而言,假設記者沒有辦法突破純淨新聞的敘事框架,那麼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就永遠不會被挑戰,甚至改變。
2010年之後,很多新媒體跑出來,但這些新媒體因為沒有足夠的財務支撐,所以沒有辦法一開始就發展比較深入的報導。當同類型的新媒體大量出現,記者書寫的內容就非常類似。胡慕情無奈地說,「我就覺得,多我一個,少我一個,好像也沒有差。報導的量雖然出來了,可是社會好像沒有改變。」
身處新聞產業急速衰敗,社會上普遍瀰漫著對媒體不信任的大環境,胡慕情不斷追問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改變的不可能?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將視線轉到胡慕情的日常媒體實作。她說:「我一開始在小眾媒體,所以傳播效果不好,所以我開始把新聞放到部落格,後來我發現,只要是四平八穩的純淨新聞,它的點閱率都很低。」為什麼四平八穩的新聞,讀者反而不喜歡看?胡慕情的疑問是:「我報導的並不是不正確的新聞,也不是腥羶色,可是為什麼閱聽眾不想看?」
於是,胡慕情開始練習描繪現場,也就是類似採訪側記的現場觀察。胡慕情說,「作為一個記者,我去把現場互動的感受寫出來,那些文章的點閱率就很好,傳播效果就很高。」從部落格時代的觀察,使胡慕情更重視新聞背後的脈絡,以及自己作為記者參與其中的故事,這些實踐,都是試圖從各種零碎的表象,拼湊出事實的全貌。
當感性消滅了理性
然而,當時雖然掌握了部分的書寫方向,卻忽略了,當記者把焦點放在自己身上,其實也剝奪了閱聽眾的思考空間。胡慕情說:「一開始把『我』擺得很前面,大家會願意去看,可是後來大家看到的是你,而不是人物。」她接著說,「在抗爭現場,記者確實會有些感覺,然後開始會想用側記的方式讓社會關注,可是那樣子的書寫勢必是感性大過於理性;當感性凝聚成一股力量,是會把理性消滅掉的。」
經歷一連串的觀察、反思、質疑,胡慕情開始調整自己的寫作方式,她盡量把自己作為記者的身份放在很後面,她還是會有情緒,可是那些情緒可以放在現場細節的描述。胡慕情說,「就是很精細地做田野的描述,讓受訪者講他的話。另外,記者也不是去把現場帶回來就好。記者必須不斷質疑,質疑現場的人,也要質疑自己,唯有這樣反復的過程,才有可能接近一點真實的樣子。」
書寫的轉向,也具體實踐在《黏土》的敘事結構。《黏土》有三個敘事聲音,一個是人物本身的聲音,一個是農業政策與政治經濟分析,另外就是2009年之後,胡慕情的角色開始進來。胡慕情說,書中的「我」的聲音其實很小,幾乎沒有,需要放在前頭的是受訪者的面貌,讓受訪者作為主要的敘事焦點。
從人物構連到政治經濟
傳播專業出身的胡慕情,寫人物、田野,或許得心應手,但在這本書,她有一個更大的嘗試,就是試圖將人物的故事連結到臺灣百年來,農業政策與政治經濟結構的轉型。於是,我們順著《黏土》的敘事,看到洪箱踏上火車月台,來到桃園的紡織廠;看著吳櫻男漂流在新店的砂石場、台北的中華商場,然後是高雄的拆船廠。這些人物的生命故事,對應的是臺灣1960年代以農養工,使得農村青年人口游離而出,輾轉在都市的底層謀生,以填補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廉價勞力需求。
胡慕情說,當她要寫這本書的時候,就決定同時呈現宏觀與微觀的書寫樣貌。主要的原因,是深刻體會到傳統新聞書寫的侷限,為了讓讀者更全面性了解土地徵收議題背後的脈絡,她除了書寫抗爭人物的故事,也企圖從政治與經濟結構去分析。
只是,定調了這種書寫方式,面臨的一定是更多的挑戰。
胡慕情做了非常多的功課,幾乎把市面上談戰後經濟和土地改革的書都讀完,另外也包括在戰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一些比較關鍵人物(例如王永慶)的傳記。《黏土》寫到第六版,確定主要的素材後,胡慕情就開始讓學者與受訪者參與審稿。從作者的筆法、故事與資料的正確性、史料的範圍等,不斷修改與調整。《黏土》在定稿前,字數已突破20萬,最後是在與出版社來回不斷討論與刪減中,才確定了現在的版本。
召喚行動再起
自從2005年十一月踏入左派辦報的《臺灣立報》以來,胡慕情入行已經十年,這段期間,社會運動再度風起雲湧,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反中科三期四期、反國光石化,以及反大埔徵地等,「明天拆政府」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在臺灣輿論看似逐漸重視農業與土地徵收議題的此刻,胡慕情仍掩不住對現況的憂心,她說:「土地徵收的事情還沒有結束,制度還沒有改變,迫害還沒有停止。」
要推動土地徵收條例修法的關鍵是,社會的輿論有多強的支持度。胡慕情認為:「我覺得社會存在改變的潛力,只是我們要讓閱聽眾去了解問題,去思考我們到底要制定怎麼樣的土地政策。」她繼續說:「《黏土》可能不會帶來立即性的改變,但對我來說,這是必須要做的,會不會成功我不知道,但至少是一個嘗試。」
把一部分的生命交給你
走過十年的媒體路,胡慕情認為從事新聞最重要的兩件事情是,「必須要不斷走進田野,要走進去,才知道整個地理的脈絡跟人的互動關係,不到現場去,很難知道到底有什麼缺漏。」另外是一定要讀書,胡慕情認為:「當你固定閱讀,一方面是增加自己的寫作功力,二方面是採訪的時候,可以有其他的觀點存在。」當記者走進田野,並且不斷補充很多知識,就更有可能貼近事實的全貌,唯有那個全貌不斷被看見,才有可能讓整個媒體環境變好。
回歸新聞的本質,胡慕情告訴《共誌》的一段話,讓人動容:
新聞就是人,我們關心的是人的事情,所以我沒有辦法把新聞視為很單純的工作。我不認為在採訪對象身上拿一個東西,寫一條新聞,我們之間的關係就結束了。對我來講,這不合理,因為每一個人把自己的故事講給你聽的時候,他其實把一部分的生命交給你。我覺得那個東西很重,所以你要用同等的力氣去對待他。
【作者小檔案】
劉嘉偉。
喜歡散文,喜歡散步,
對任何小事都充滿好奇心,
曾待過英文報紙,誤闖金融業,
目前隱身在國際環保組織的媒體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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