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妙如
中國市場的誘惑與救贖？
近幾年來，台灣流行樂壇的歌手到中國開演唱會，已不是新聞。這個大陸現場演唱的市場，由主流大廠的流行巨星（如雙Ｊ、張惠妹，先前的「縱貫線」…等）、蔓延至獨立廠牌中的創作歌手，包括陳綺貞、張懸、盧廣仲，都有在內地凝聚千人以上、甚至萬人開唱的市場實力。那麼更為小眾的獨立音樂人或樂團呢？近幾年台灣獨立樂團如熊寶貝、前自然捲的魏如萱等，都已引發對岸「小清新」族群（內地走小資風情的文藝青年們）的興趣與追逐。一場三百人上下的live house演出，已成為眾多台灣獨立樂團躍躍欲試的試金石。加上大陸幾乎沒有正版唱片的銷售市場，在廣大中國沿海城市巡迴的live演出，彷佛是唯一的可能。或許，更是救贖般的誘惑（見表一）。
表一：台灣音樂人中國演唱會規模比較表
音樂人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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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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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觀眾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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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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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廠牌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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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倫、蔡依林、張惠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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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4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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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元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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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廠牌創作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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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綺貞、張懸、盧廣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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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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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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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音樂人、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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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生祥、熊寶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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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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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元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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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生祥為什麼也開始到中國作小型的巡迴演出呢？生祥在陽光打入的休息室裡受訪，他表示除了開始有中國演出的邀約外，近年來他的專輯銷量從一萬張衰減至5000張，「政府辦了太多免費的音樂活動」，都令他這樣專職的獨立音樂人感到憂心。所以，中國的演出，除了是內地有愈來愈多樂迷朋友對他的呼喚外，某一部分，也是生祥現今愈為頻繁的巡迴及現場演出的寫照。
檢視生祥從2008年「每日‧種樹」、2009年的「野生開唱」，到2011的第三次「大地書房」中國巡演，可說已逐漸建立了他在內地知識份子及樂迷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從第一次的三場，到今年連同講唱所安排的八場，包括北京、廣州及首度開唱的上海三地，甚至在成行前，又在大陸知名盲人民謠歌手周雲蓬的連繫下，多加演紹興場。每場約100人到300人的小眾規模，精準的市場區隔，以及藉助媒體文化評論的推波引介，完全不是流行商業路線的生祥，仍然依其音樂特質，開展出屬於他的中國巡演路徑。 而這次《大地書房》中國巡演，除了生祥與兩位樂手大竹研、早川徹外，固定的作詞人搭檔鍾永豐也首次隨行，成為這次中國巡演中媒體、文化圈及樂迷注目的另一亮點，更增加了此行各項座談交流及訪問的精采度。
「珍惜」生祥作品的中國樂迷
「在中國巡演中，最令你印象深刻的經驗是什麼？」大大樹員工阿斌靦腆地表示：「他們都覺得很珍惜吧…」。「珍惜？」「他們覺得生祥的音樂是很稀有的，會有一種要好好愛護的感覺…」。而對生祥來說，印象深刻的，反而是一場場座談或演出中大陸青年表現出：「對於知識及音樂的渴求」。
在大陸演出經常有這樣的情節：樂迷從遠地（上海飛北京、紹興到廣州…）追逐著生祥的演出而來，「原來中國這麼大，還要飛很遠、要有機票錢。」也有前兩次聽過而太喜歡的樂迷，排除萬難定要再次聆聽。而生祥回台後在facebook上連載的「2011中國巡迴」網誌裡，還有一位傳奇女歌迷，一路從廣西賣畫、籌旅費，才能來到北京看生祥的演出。有的樂迷收全了生祥的所有作品，甚至連他「觀子音樂坑」時期的作品都有。「中國沒有這樣的作品」，是生祥最常聽到樂迷、朋友對他的表白。不只是樂迷，連同許多大陸音樂人，都有過流浪、過著藝術家艱困生活的經驗，生祥說，這讓他強烈地感覺到內地年輕人對於知識、音樂的渴求與意志。
而在大陸媒體及評論家眼中，生祥代表的則是「將音樂與社會議題結合」的完美範本，也是「將傳統與現代有機融合的第一人」。吸引樂迷的不僅是他融合客家器樂、別有味道又誠摯動人的新民謠，更是歌曲裡的社會寫實關懷。大陸文化圈對生祥的認識，首先就是「交工樂隊」時期的反水庫運動歌曲，以及《菊花夜行軍》裡被視為「魔幻寫實」一般的〈風神125〉。那種農村民眾起身反抗發展主義與水庫興建的運動、青年知識份子返鄉，以及在都市打拚、落魄而回的農村子弟悲憤心情，對中國城鄉差距有著更深層焦慮的中國知識份子而言，都激發了無比的現實共鳴感，以及「可以這樣搞社會運動」的羨慕與投射。
此外，生祥音樂作品每每扣緊深刻的社會觀察，也相當令大陸知識份子激賞。不論是描述城市底層移工生活的《臨暗》，或是對於環境發展予以反思、實踐的《種樹》，歌詠女性堅韌生命力的《野生》，以及最近向文學家鍾理和致敬的《大地書房》。永豐內斂詩意的客語歌詞，生祥一次次在音樂上的琢磨與新意，令評論者寧二發出如是感言：「《臨暗》（2004年）專輯，…時下重聽這張被嚴重忽略的專輯，彷彿是寫給2010年頻頻發生自殺事件的富士康工人的…」。而對於音樂如何介入社會議題的思考與表達，他也認為：「從《我等就來唱山歌》到《大地書房》，林生祥和鍾永豐創作方向不曾改變，對大陸當下的社會現狀而言，他們的經驗無疑有極高的啟示性」。
中國音樂環境與歌手「態度」
而2011年的這次演出，是大大樹首度自行規劃的生祥中國巡演。前兩次都是當地單位的邀請，一次是廣州的南嶺社區，第二次則是《城市畫報》的荒島音樂節，演出行程都是對方的規劃。「今年為什麼想要自行規劃？」廠牌負責人鍾適芳表示，除了前兩次巡演經驗已打下生祥在內地演出的樂迷基礎外，這次著手自行企劃及安排演出，一方面是回應不同地點對於生祥演出的殷殷期待，另一方面主要也是為了更能「掌控音樂演出的品質」。
生祥在中國演出，困難的並不是大陸朋友不懂客家話。生祥說：「在中國演出與在台灣演出其實很像」，大多數觀眾都是聽不懂客語，都要打字幕，音樂就成了共同的語言。反而，在大陸的演出經驗裡，需要花很多功夫的，是去跟器材、音控等技術人員溝通、一再調整。生祥說：「這是音樂文化及音樂技術上的基本功。」早期在台灣演出，音控人員也常不理解他這樣的民謠樂器、聲音能量及特殊配置，是長期累積了經驗後，才有較為普遍的水準來配合。但目前對於內地音樂技術的專業性，以及不同現場音樂的演出條件，都還在經歷一段磨合、適應的狀態。
另外，中國巡演是否增加與內地音樂人的交流？的確，生祥每次演出總吸引不少大陸非主流民謠音樂人的欣賞。重要的民謠樂團──「野孩子」的主唱張佺，還有這次作為演唱嘉賓的周朝、周雲蓬等人，都成為好友、也讓生祥印象深刻。「他們對於音樂是有『態度』、有自己的看法」，即使要彌補一段受文革影響而有的音樂文化斷層，但至少都有某種「態度」──願意認真地去思考其音樂及作品的宏觀格局，也讓生祥感到敬佩。
但生祥及鍾適芳也都提到，在交流中，更珍貴的是對於彼此社會現實的認識與調整。生祥一行人必須一再提出台灣的「農村」情境，與大陸朋友們的想像是有落差的。經過幾次互動及訪談後，這些急切的內地知識份子朋友也開始明瞭，生祥這輩年輕人的返鄉以及台灣的農村，完全不是內地的那種遙遠距離或返鄉的困難。而由此，生祥等人也更能體會，中國的幅員及社會處境的差異，以及內地樂迷的感動所為何來。
往返兩岸的「非商業」慢船
值得注意的是，若沒有新聞局的補助，大大樹是不會著手去規劃這次的生祥中國行。鍾適芳便表示，再怎麼樣，生祥的音樂都是「沒有商業價值」，若沒有補助，就會處於是等待適當機會的被動狀態，而不會主動嚐試。而實際作了之後，成效卻是很好的。除了進一步地認識大陸優秀的文化界、知識圈的朋友，對於中國的政治、社會也能有較為準確的理解，減少了不必要的忐忑不安。更實際的是，可以真的賣出CD，收到錢。大大樹表示這次帶去的450張幾乎都賣光了。而450張，真的也只是很小量的數字。但對於一個沒有唱片市場的地區，生祥這種長賣期作品，中國市場，也象徵一個不限於台灣、同時也能更長久耕耘的可能區域。
另外，不論生祥或鍾適芳，都對大陸的文藝工作者讚譽有加。「博學、工作能力強、文筆又好」，這是鍾適芳對於所接觸到的大陸文藝媒體工作者的評價。她甚至強調，這並不是特殊的一兩 位，而是很普遍的人才素質。當然，這樣的感慨或許是對比於台灣媒體近年來的窘境：文藝評論空間在主流媒體幾近消失、文化線記者的萎縮。檢視大陸媒體一篇篇包括《南方都市報》、《時代周報》、《FT中文網》、《上海壹周》…等對生祥的報導，篇幅及觀點都相當深入、精闢。似乎用「珍惜」的情感來看待生祥音樂的，並不只是歌迷，也是大陸文化圈反過來令人印象深刻的回應方式。
今年初，生祥開始使用facebook，建立了他的粉絲專頁。自嘲先前連打字都還是「一指神功」的他，但卻開始認真地，每天總要po一兩 則記錄。生祥表示：「主要是今年初，感受到茉莉花革命、台灣反國光石化運動裡，網路社群的串連所具有的力量。」覺得不應該再排斥網路。然而，生祥也有更實際的理由：「不能讓自己消失」。既然台灣媒體愈來愈沒有空間，那麼就自己書寫，讓自己有媒體可以與樂迷朋友互動，用最自在的方式呈現。另外，生祥也自嘲已是「爸爸樂手」，不僅當初同期的音樂人很多都已經不在這圈子，自己也愈來愈是在家庭生活的瑣碎時間中寫歌、很多事情也怕忘記，因此逼迫自己去作記錄。例如在facebook的網誌裡連載「月琴改造」，以及「2011中國巡演」、「忽憶青春歌-風神125」…，都能看到生祥第一手的自述。當中有音樂人的坦白，也更多了能與樂迷朋友互動的趣味，而且還能超特定的地理界線。
在謹慎、低調中，緩慢而精準地前往，這大概是像生祥這樣小眾且長賣型的獨立音樂人所調和出來的「開往中國的慢船」。用心、自省，對音樂下苦行僧一般的功夫，無怪乎生祥能秉持相同精神，就使用起facebook。生祥的中國巡演展現出某種外於商業主流歌手的經營手法、與中國民間社會的互動方式，以及對於中國音樂市場的多元想像。此一方興未艾的獨立音樂新趨勢，將對台灣的獨立音樂發展帶來什麼影響和可能性，而兩岸民間從獨立音樂這個點所切入的互動和連結，又可能發生什麼文化和社會效應，都值得我們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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