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蕙如
我繞道而行
這不是故弄玄虛的臉書之詩，只是我在思考如何描繪臉書做為一種勾勒我們生活碎片與實在時，若按圖索驥，上面幾本書，大約像旅遊書中某些最明顯的地標、最熱門的觀光景點、最多人去吃的餐廳的那種感覺，但是我肯定循著這些線索既不會讓我們找到殺人兇手，也很難能看清生活的痕跡。
隱喻與事實
我打開又關掉臉書的網路頁面，左上方的藍色小地球圖示短時間內並沒有再出現任何紅底白數字的新訊息顯示（還沒有人按我讚）。臉書剛剛又來訊叫我增加更多學歷工作背景資料，這可以讓更多朋友找到我（可是我不想讓某些人找到我）。今天，同一則新聞，已經因為超過五個朋友轉貼，所以我只好從早到晚都看到這則新聞標題（這件事有什麼好討論的？）。臉書頁面最上方出現了即將推出的新功能，暗示有更少空間雜亂的使用清新感（該不會要付費才能享受）。從｢被朋友的遊戲邀請訊息｣填滿到｢各種廣告訊息占據最右欄｣到廣告已溢至主要訊息牆上，如同樓梯間晦暗閃爍日光燈下的牆面被貼滿｢水肥找我02-2311-3731｣的各種、小小的彩色的廣告貼紙。
牆（the wall）的隱喻，構連了臉書成為一個城市的可能性；廣告侵害與隱私洩漏則是我們受到宰制的隱微事實。穿梭在這座隱喻之城，我想透過兩種眼光，一種是我們作為臉書的瀏覽者、使用者、消費者、或甚至是消費者即創作者（prosumer）的身分，我們怎麼感知我們自身並穿梭其中；另外一種角度，我們甚少觸及，有點像是城市裡的地下道衛生排水系統或是大樓的閉路電視系統（CCTV），即使我們使用沖水馬桶；即使我們走在路上隱約感受到或聽到閉路電視攝影機以一種幾乎避免讓你聽見它轉動鏡頭的｢唧－唧唧｣聲，我想試著描述這個隱微的監控系統。
臉書，監控之牢
祖柏克在一場電視訪談中提到｢我們的角色就是讓人們發聲、給予他們權力。｣[1]。看起來臉書為了民主培力、草根發聲做了很多努力，但卻顯得諷刺。我們先從臉書隱私權政策出發，則可看到差別對待，這有點像是畢恆達（2001）所描繪的美國洛杉磯市如何設計成種族與階級隔離的工具：
美國洛杉磯市利用無所不在的電眼、私人雇用的警察、上鎖的垃圾桶、無法在上躺臥的巴士站半圓形候車座椅、裝有夜間自動灑水裝備的草坪，以防止所謂「行為不合宜」的人停留在社區內，達成種族與階級隔離的目的。
2011年，一些知名大藥商原本在臉書開設針對不同疾病藥物所開設的粉絲頁，但由於有人在牆上留下藥物使用的負面經驗與效果，讓這些大藥商神經緊繃：｢若是讓這種留言壞了藥品銷售就慘了｣（設計對白）。很快地，臉書和藥商宣布｢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所以關閉這些大藥商粉絲頁的留言機制｣但臉書為了藥商所設計的新政策輿論並不買單，幾個月後，臉書又宣布｢為了提供更好的互動機制，我們將開放留言機制｣，結果導致部分藥商選擇離開臉書，像是拜耳（Bayer）關閉心臟疾病（Strong at
Heart）的粉絲頁，AstraZenaca也關閉憂鬱症（Take on
Depression）的粉絲牆，以及Johnson & Johnson公司(the Washington Post,
Aug,14, 2011)。雖然我把藥商關閉粉絲頁類比成洛杉磯都市規劃有點誇張，但透過這種類比，則透露出城市（臉書）系統的設計所隱含的權力機制之一。
此外，臉書的監控無所不在。過去，在城市的比喻中，在101大樓上俯視整個台北，這種高度使得觀者成為窺視者，變成一隻太陽之眼（solar Eye），像是神的凝視，對塞杜（Michel de Certeau）來說，這種城市的全景(panorama)是一種視覺上的擬像，如同畫作一般，從這種全視(omnivisual)的角度，必定看不到日常生活脈絡，只看得到｢死屍｣[2]。而今，臉書的監控業已不是過去那種站在各種高處遠眺每個模糊不清的城市居民的臉。而是貼緊你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起伏、每一個停頓、每一次猶豫的監控。這剛好與班雅明所描繪的城市相反，城市，特別在偵探小說裡，它的意涵是為了｢消滅人群中的個人痕跡｣，這也與安部公房在《燃燒的地圖》中所描繪的偵探在城市裡尋找一個女人的丈夫的消失事件一樣神秘，城市具有隱遁的效果（雖然女人的丈夫消失於遠方的海岸砂礫漠中，但由於城市的特質，個人的遁逃與消失成為最佳庇護所）。城市雖然有令人隱遁於無形的效果，但是班雅明也提到城市在發展的過程，某些技術手段在行政控制過程中提供了最佳監控效果：
早期對一個人的辨識是透過手跡來確定的，攝影的發明是這一過程的歷史轉折點，它對犯罪學的意義不亞於印刷術的發明對文學的意義。攝影第一次使長期無誤地保持人的痕跡成為可能。當征服化名者的關鍵步驟完成後，偵探小說便應運而生。從那時候起，對那些語言和行動中的罪犯的捕捉就沒有停止過（頁113）。
如同在宮部美幸（火車）或弘兼憲史（偵探物語或黃昏流星群）文本中的調調，無論我躲到城市哪棟大樓角落隱姓埋名當起酒吧小姐或媽媽桑，都有一個鍥而不捨的退休將屆的警探或偵探嗅出你躲在城市的何處。對臉書這座隱喻之城，攝影這件事情顯得更加複雜，它對於監控而言，反而是｢時時更新以確保此人痕跡無誤｣而非｢一次性的肖像紀錄｣，它並非由官方統一規定格式拍攝頭髮塞在耳後的幾乘幾照片而已，而更多是自行曝光的｢我在這裡活生生地生活著喔｣的吆喝，這和城市居民的習性不太相同。但可想見的是，當所有人都在街頭上吆喝時，那嘈雜忙亂的景象又再度透露出某些人的消失與隱遁。
進一步觀察臉書的監控系統，它可以｢完全記錄每個使用者使用痕跡｣，透過臉書所研發的程式，所有人的使用狀態與喜好，都盡可能地搭配著相對應的廣告訊息。這種監控分成兩個部份，一是針對個人背景資料的收集與分析（包括你的姓名、年齡、畢業學校、工作地點、喜好事物、好友網絡等）；二是針對個人使用狀態的記錄與分析（包括在哪裡打卡、按了哪些讚、上傳哪些照片、分享哪些連結、張貼哪些文章或訊息）這些珍貴的個資即是臉書運作的｢資金來源｣，透過將這些資料的整理與分析，賣給廣告商，而這些過程都在｢複雜難懂｣的隱私權設定中，我們讓渡給臉書全權處理我們的｢原始資料｣，這下子我們深層的回憶逐漸被喚醒：｢為了促進更好的臉書使用功能，請您按yes…｣（如果按no的話，將無法繼續順利使用臉書），而這個招數也是Google常用的。
更進一步來看，我們不僅白白被臉書給賣了，我們還心甘情願地為臉書做白工。Christian Fuchs（2012）利用Marx描繪資本積累過程的剝削的原本概念，進一步形容我們使用者（或稱創用者prosumer）被｢完全剝削｣的狀態。
臉書做為一個盈利的私人企業，必須先投入資金（capitals）在臉書系統、軟硬體設備上（固定成本），另外一部分資金則用來雇請臉書員工（變動成本），用來維護、設計臉書系統。在馬克思的原本概念，臉書員工（workers）本來就是臉書資本家（祖柏克）剝削的對象，但Fuchs將原本不存在於生產過程的臉書使用者加入此過程中，成為另一個被剝削的對象。在他的概念中（其實源自於Symthe的閱聽人商品論概念），使用者是勞工，每天免費為臉書提供所有生活素材與個人隱私，讓臉書分析這些資料賺錢，臉書因此每年有十億元美金以上的盈餘。不過，很多人認為：｢雖然臉書使用我們的資料賺錢，在臉書上出現越來越多的廣告也無可厚非，因為我們的確使用這些免費的服務！｣但事實上，臉書從使用者資料所獲取的利潤遠遠超過我們所想像的｢維持我們可以持續使用免費服務的支出｣。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比臉書正式聘用的員工還要可憐，因為一樣被剝削，後者有薪水可拿，而我們則是無給職勞動。
臉書，隱喻之城
化身為塞杜筆下的漫遊者（wandersmanner），或是班雅明筆下的游手好閒者（flaneur）、波希米亞人、裝模作樣的中產階級等，有助於描繪我們與臉書的關係。在臉書的監控下，不同類型的使用者怎麼回應這個系統、有什麼詭計逃過監控、用什麼方式去迎擊臉書系統或更大的社會系統的壓迫與控制，這倒有點像是走在都市裡大街小巷的步行者。
對塞杜而言，城市與其地圖是由人們步行過程中所創造。這個城市與步行者的動態關係來自：雖然我們走在其中同時接受了原本已經確定的秩序的一小部分，但是也同時透過像是｢開闢捷徑或繞道｣，特別是｢藉著避開被視為非法或必然的路徑｣來回應／對抗這個系統，如同：｢城市的使用者拾起言語的片段，藉以在暗中實現它們｣[3]。這種停頓／不連續性／斷裂的關係，促成了以下景象：｢一個城市地圖，但是有上百萬種路徑與實踐。｣
步行對其｢語言｣的軌道抱以確認、懷疑、猜測、逾越、尊敬等。所有的形式都在其中發揮功能，從這一步到下一步之間變換著，並在隨著時刻、軌道、漫步者而變化的比例、序列、強度上重新配置。（頁144）
在你的臉書主頁面是條大道，佈滿了來自你的朋友們時刻傳出的訊息、圖片、打卡、影音連結、新聞連結，當然現在在路上每隔100公尺就會出現巨大的廣告看板，無論我們怎麼閃躲，都必須像是跳百米柵欄一樣與廣告正面對決，然後跳過去（或者停下來點進去）。在這條大馬路上，隨時你拐進另一條巷子裡，又從別處走回大馬路上。除了這種遊蕩的性質，像是班雅明所描繪的遊手好閒者，我們在臉書中，我們寄居在街道上的各種訊息中，我們隨時可以伏案筆記，然後張貼在大街牆上，但也隨時看別人張貼的絮語：
街道成了遊手好閒者的居所。他靠在房屋外的牆壁上，就像一般市民在家中的四壁裡一樣安然自得。對他來說，閃閃發光的琺瑯商業招牌至少是牆上的點綴裝飾，不亞於一個資產階級者的客廳裡的一幅油畫。牆壁就是他按住筆記本的書桌；書報亭是它的圖書館；咖啡館的階梯是他工作之餘俯視家人的陽台。（頁99）
而我們的個人頁面（the wall page）既公且私，牆上門牌封面照片的更迭，這已經不只是一個四面之壁的住家：我們隨時隨地裝飾著這些牆面，用生活照片、某一首符合你心境的一首歌、小說的片段、好笑的影片連結、憤恨之情、感慨之嘆等，它絕不只是個布告欄，而是班雅明眼中都市中產階級對於居家牆飾的活動：
從路易－菲力普時代以來，資產階級就力圖彌補自己的大城市私生活沒有意義的本質。他們在四壁之內尋求這種補償。僅管資產階級不能令其世俗生命永垂千古，但他們卻將保存日用品的痕跡視為一種榮耀。他們愉快地記下對各類物品的印象，諸如拖鞋、懷錶、溫度計、蛋杯、餐刀、雨傘之類，它們都竭力庇護、裝箱。（頁110－111）
當然不是所有的臉書使用者都是班雅明筆下的中產階級，如同我前所述，在這監控之城，仍有各種不同程度的複雜互動，亦有不同類型的行動者，雖然大多數為中產階級，但仍有波西米亞人、閒蕩者、各行各業的小人物等。我們皆被臉書這座隱喻之城所牽引著，由於步行者的各種漫步姿態與城市中不同的空間組織（瀏覽／PO文／編纂相本／按讚／聯結／串連／賺錢）的互動關係。無論臉書以如此全面監控的方式對待我們，步行者如我們或許並不陌生系統的監控，但亦試圖不遵守它們。
監控之城的實踐與陷阱
接下來，好像要回到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對立嗎？回到傳統上行動者與結構的對立嗎？其實這整篇文章一直在調和這種對立：｢這是一個既複雜又動態的過程｣，但這個命題並不是文章的結論與終點（好吧！雖然我將此段放在結論的段落），而是理解／研究臉書使用與監控的出發點。在台北市的城市監控與步行者的實踐；或是在臉書監控下的使用者順應與變動，我們所看到的不僅是虛偽的城市形象（美好／乾淨／光明的觀光傳播局；民主／草根／賦權的臉書形象），也必須逼迫自身看到系統宰制與壓迫（華光社區迫遷／反核運動／工人臥軌；這些行動在臉書的串連與擴散），以及收編與未收編的各種文化實踐（爛村落／符號生活節；小農市集／共誌），在這種種過程中，我們也親眼所見種種正在發展的文化實踐被體制所毀滅（地下社會）。
然而，在結構（臉書）和行動者（我們）之間，仍有許多不同的機制運作著。許多臉書或Web2.0的樂觀論者，認為這裡可能是一個空前的、展現民主與草根的大好時機。相較之下，似乎臉書比起一般電視廣播報紙等主流媒體而言，議題發散的效果更具有即時性、爆發性、領導性，而且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在臉書引發新的漣漪，以此做為具有由下而上的可能性。對於臉書宰制的問題則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本文先前所提及的結構性的設計和宰制，二則是當行動者認為臉書具有自由、平等、由下而上的可能性的同時，其實不難發現，臉書上主流的、熱門的、引人注意的訊息或人物，仍然大部分複製了原本現實社會的階級關係，即便確有邊緣實驗與反抗的文化實踐，但仍以｢不顛覆原本主流霸權文化地位｣的方式存有，複製了原有的階級關係，這也是我們經常忽略的。
我的意思是，在這宰制之城，的確蘊育各種不同可能性的文化實踐（使用者如我們有些新意、有些反思、有些能動性，但也常常有些鄉愿、有些順從、有些膽小），但不能對宰制的隱微事實視若無睹，對後者的忽略，容易讓我們耽溺在偽裝的小清新的文化實踐與活動中（就像爛村落與符號生活節即是城市裡的假借法），以為那就是全部了。這意味著，沒有全然二分的宰制或不被宰制；收編或不被收編，只有在種種過渡的、複雜的、曖昧的生活碎片中，建立新的視野與立場。班雅明在描繪波特萊爾筆下的巴黎時，在展開所有文字之前，引用了瑟南谷（Senancour）的話說：｢人並不絕對需要座都城｣（頁63），但我覺得人們創造都城而且感受它、改變它。
延伸閱讀
班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
塞杜《塞杜文集I》〈第九章 城市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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