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評《作為勞動的傳播：中國新聞記者勞動狀況研究》
文／羅世宏
1957 年，當時還是參議員的美國總統甘迺迪曾在紐約的海外新聞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說。在這場演說中，甘迺迪語帶幽默地的提到，「如果當年這份資本家辦的紐約報紙【意指《論壇報》】能夠善待馬克思一點，馬克思或許會繼續擔任該報的海外通訊記者，歷史可能要重新改寫，我們現在繳的稅可能也會低很多。」
原來，1851 年起馬克思（Karl
Marx）受僱擔任紐約《論壇報》（Tribune）駐倫敦的海外通訊記者。當時因為從論壇報領到的薪資偏低，馬克思一家人生活陷入困難，一家老小有一頓沒一頓的，甚至陷入營養不良的境地。當時馬克思曾多次隔海去信向報老闆葛利萊（Horace Greeley）及總編輯丹納（Charles Dana）求助，請求加薪 5 美元，卻始終未得到老闆的正面答覆。馬克思當時的薪資是多少，筆者並不清楚，但想必相當微博，無怪乎他和老友恩格斯咒罵道：這麼少的薪資簡直等於是「混帳小資產階級的詐騙」。
薪水低，記者幹不下去，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馬克思只好搞革命去了。
對著一群紐約的報老闆們，甘迺迪在演說中幽了一默，他說：「下次有窮困潦倒的海外通訊記者提出加薪請求時，我希望現在的報老闆能夠記取這個教訓。」
甘迺迪發表那場演講至今，又過了將近一甲子。比起馬克思當年，現今的新聞記者有過上比較有尊嚴的生活，享有更體面的待遇，更合理的勞動條件嗎？
很不幸的是，似乎沒有。
近年來，西方新聞媒體陷入嚴重衰退局面，包括 CNN、BBC 及紐約時報等大媒體紛紛關閉海外採訪據點，裁減大量新聞記者，更有一些媒體陸續關門或破產。面臨這一波失業潮，許多處在風口浪尖上的第一線新聞記者慘遭滅頂，被迫在一夕之間變成了失去新聞戰場的將軍。回望東方，新聞傳媒勞動者業面臨著險峻的環境。
台灣近年來商業化與為收視率是問的新聞傳媒環境，已經將新聞媒體原應扮演的公器角色降格為牟利的私器，政治操控和商業利益的雙重壓迫並未隨著民主化進程同步解放，反而使整個新聞傳媒陷入了更嚴密的牢籠，少數新聞工作者仍然堅持理想，但有更多記者可能已逐漸被馴化，新聞置入性行銷大行其道，記者鐵肩擔道義的胸中丘豁盡失，無所作為、得過且過混日子，甚至有學者不思傳媒勞動商品化的弊害，反而肯認並合理化這種甘於被馴化的「生存心態」。
對岸中國大陸的新聞記者雖也難以遁逃於舖天蓋地而來的新聞及新聞勞動商品化浪潮，但相對於台灣新聞記者，大陸新聞記者力爭輿論監督空間，而且偶有佳作，經常踏實投入調查報導者也不乏其人。
對照兩岸新聞自由程度的差距，令人嘆息的是：台灣新聞記者在新聞自由環境下無所作為，但大陸新聞記者卻在新聞自由處處受限的條件下不斷嘗試突圍。大陸新聞記者無法有更令人滿意的表現容或還可以理解，但台灣新聞記者空有新聞自由而表現平庸，實在是失職到不可被原諒的地步。
問題癥結當然不在於個別的記者，而是在結構性的傳媒運作制度。公民所看到的每一則新聞，都是新聞記者勞動的成果，勞動層面的限制、異化和商品化，當然是新聞表現好不起來的根本原因。
最近大陸傳播學者王維佳的大作 ——《作為勞動的傳播：中國新聞記者勞動狀況研究》—— 深入分析了當代中國新聞記者的勞動狀況，除了有助於我們了解新聞商品化的大陸傳媒現狀，更提供了台灣一面反思的鏡子。
王維佳在書中提供了大量的調研資料，包括新聞商品化與市場化的發展態勢，新聞教育如何為這個異化的新聞傳媒環境提供了（過度）充沛的勞力後備軍，以及新聞職場上越趨嚴重的勞動商品化現象，值得反覆閱讀咀嚼。
王維佳調查了北京兩所大學新聞系的 20 位在學的大四學生和教師，剖析大陸新聞教育的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背後的新聞思維。他也透過綿密的觀察和訪問，實地調查了五家新聞傳媒工作者的勞動狀況與心態，包括中央電視台經濟頻道、黑龍江電視台、轉制改企程度最高的旅遊衛視、北京人民廣播電台，以及《京華時報》，無論就級別、地域和媒體類型而言，均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
目前，中國大陸設有新聞專業科系的大學已多達 600 多所，在學生總數超過 13 萬人以上，每年畢業生多達 3 萬人，但新聞傳媒業無以吸納這麼多供過於求的人力，導致每年僅有大約五分之一的新聞科系畢業生有機會謀得新聞相關工作。
新聞傳媒在政治限制下，除了按官方的宣傳指示報新聞之外，也被鼓勵牟利創收，大多數的新聞勞動者被納入「聘用制」，按稿量與市場反應核定績效與工資，類似台灣新聞置入性行銷的「有償新聞」、「假新聞」大行其道，個別新聞記者的收入差異逐漸擴大，多的月入萬餘人民幣，少者月入五、六千元，但出賣新聞職業道德的記者可以取得更多「業外收入」，包括採訪對象給的紅包，從而使得不少記者實際每月收入高達二、三萬元人民幣。用負面報導勒索下級政府或企業，向採訪對象收紅包的狀況層出不窮，甚至已變是新聞業的「潛規則」。
中國大陸新聞傳媒勞動在此一格局下，既無法掙脫政治的緊箍咒，又自願或非自願地更深地扎進了市場化與商品化的軀體，公共服務表現逐漸與過去的社會主義遺產脫節，輿論監督的功能無以伸張。
換句話說，新聞勞動在政治和市場的雙重馴化下，已處在越來越嚴重的精神分裂狀態，逐漸變得有身無魂，曾經激揚一時的新聞專業理想逐漸消沈或變成一種儀式性的儀式，與資本主義社會台灣的新聞商品化，形貌越來越相像，也有著同樣嚴重的病症。
王維佳在書中除了提供實地調研的經驗資料之外，也做了許多難能可貴的理論化工作。他大膽提出「回歸勞動」和「重新政治化」，做為中國大陸的新聞業的改造之路。這兩條路徑，雖然台灣與大陸新聞環境仍有差異，但或許也是台灣新聞業及學術研究迫切需要採納的。回歸新聞勞動本質，讓新聞記者重新獲得有尊嚴的勞動狀況，讓新聞業重新拾起公共服務的政治使命，破解市場化、商品化和「去政治化」對新聞業施加的魔咒，也是重新振興本地新聞傳媒的回魂丹，值得本地新聞勞動者和新聞學術的勞動者共同努力，一起追尋這條屬於新聞人的革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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