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第10屆特別專題]
文／劉昌德
圖／TIDF提供、女朋友。男朋友 GF*BF粉絲專頁
「阿伯啊，今天有『民主』，沒『自由』啦。『自由』昨乎車輪牌（國民黨）抄去啊。Formosa好嗎？一本八十。」蹲在廟口夜市書報攤賣舊冊的桂綸鎂，對著來買黨外雜誌的中年大叔這樣說。
「好啦，幫我包一本。免找啦。下期幫我留一本啊。」大叔掏出一張鈔票給賣書的桂綸鎂，接過雜誌後沒拿該找回的零錢就迅速離去。
這是四年前的電影《女朋友。男朋友》片段。無論電影再現是否符合史實或「太過逼真」（例如，顏值超高的桂綸鎂表演的攤販蹲姿，有沒有太over呢？），這一幕交待了臺灣另類媒體先行者之一「綠色小組」所處的政治限制與突圍之道，還有彼時的中下階層民眾對於反對運動與媒體的支持與渴求。
要跟當時的「三台」對抗，存在許多困難，像是機器設備相對簡單、人力嚴重不足、財力物力資源相對缺乏等等。但是這些難題，在抗爭運動者的熱情與投入下都還可克服，拍出數量可觀（三千小時！）且令人動容的紀錄影片。
在電視、報紙等「合法」管道都被國民黨壟斷的狀況下，讓反對聲音順利「到達」那些支持者（中年大叔）手上；而且把支持者的熱情化為經濟收入（拿到他掏出的那張鈔票，還不需要找零），直接挹注「到達」綠色小組的成員身上，讓他們能夠繼續抗爭與紀錄。這才是最大的難題。
後來成為重要紀錄片導演的賀照緹，於1992的論文中記錄了在當時合法流通方式「堵塞」的狀況下，綠色小組如何以六十幾個「民主攤販」為主力、搭配四十幾個民進黨地方黨部與政治人物服務處，構成重要的「地下流通管道」。這同時也是一種卓越的「錄影帶游擊戰」，連結了異議媒體的生產者與使用者。如同楊雅喆在電影中嘗試重現的廟口黨外雜誌地攤，1980年代解嚴前的臺灣社會中，另類紀錄片也透過這些地下經濟管道，流通他們的政治異議的文字與影像。
但賀照緹也清楚地指出，這種非正式的流通經濟，「拖垮了綠色（小組）」。因為地下流通靠的是生產者（綠色小組特定成員）與流通者（攤商、服務處人員）之間的私人交情，而不是固定與清楚的商業契約關係。攤商與服務處人員的流動性高，加上「人情」而不好「斤斤計較」，所以後來綠色小組「收不到數」的狀況愈來愈多，呆帳也就拖垮了異議紀錄片。
即使許多支持者（購買綠色小組影帶的「有覺醒的台灣人」）願意「半樂捐」地花一兩千元買影帶（不用找錢喔），但是綠色小組卻不一定收得到。兩端（生產者與使用者）都有足夠的熱情互相支持，但捉摸不定的流通管道卻讓綠色小組成為傳說。
所以，「桂綸鎂」才是重點。
很多人都發現，當代許多獨立媒體在精神與作法上，都承繼了綠色小組的精神。比如說，從反服貿運動中「轉化」為異議媒體「攝護線」的主導者音地大帝就說，「比較常跑社運現場就知道，臺灣媒體對社運新聞報導都很扭曲，有時候幾乎消音，那時候我就想說我們需要有自己的媒體，然後紀錄完整個現場，一方面是報導，另一方面是留著當證據」（作者訪談記錄，2014年12月1日）。而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管中祥教授，也在文章與受訪時屢次援引了綠色小組的精神。
不過，攝護線與公庫等獨立媒體，擁有綠色小組所沒有的流通管道：社群媒體，包括Youtube、部落格、與臉書等等。三十年前的攤販，現在被數位化的社群媒體取代，異議影像紀錄不再透過地下經濟，而改由跨國的網路平台所取代，降低了流通成本、也減低了庫存壓力。
但是社群媒體真的是異議媒體的「天使」嗎？惡名昭彰的臉書演算法，已經不只一次為獨立媒體的社群經營帶來麻煩，而且「投訴無門」。另外，壟斷流通的網路平台，慣於以「免費勞動」剝削獨立媒體，也讓影像與媒體內容的產製仍然無法獲得足夠的經濟支援，許多獨立媒體還是像三十年前的前輩們一樣，勒緊褲帶過日子。
因此，綠色小組的異議流通管道在三十年後的當代意義[1]就相當明顯了：無論透過攤商還是網路平台，影像等媒體多元內容的生產者與使用者所需要的並沒有改變，仍舊是一套更為公共與穩定的流通管道。所以，重點正是「桂綸鎂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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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檔案】
高教工作者，愛運動。
習慣慢慢思考後，向左前進。
文／劉昌德
圖／TIDF提供、女朋友。男朋友 GF*BF粉絲專頁
「阿伯啊，今天有『民主』，沒『自由』啦。『自由』昨乎車輪牌（國民黨）抄去啊。Formosa好嗎？一本八十。」蹲在廟口夜市書報攤賣舊冊的桂綸鎂，對著來買黨外雜誌的中年大叔這樣說。
「好啦，幫我包一本。免找啦。下期幫我留一本啊。」大叔掏出一張鈔票給賣書的桂綸鎂，接過雜誌後沒拿該找回的零錢就迅速離去。
這是四年前的電影《女朋友。男朋友》片段。無論電影再現是否符合史實或「太過逼真」（例如，顏值超高的桂綸鎂表演的攤販蹲姿，有沒有太over呢？），這一幕交待了臺灣另類媒體先行者之一「綠色小組」所處的政治限制與突圍之道，還有彼時的中下階層民眾對於反對運動與媒體的支持與渴求。
綠色小組，一個運動性的錄影團體。它給自己三項使命……戰鬥，和官方的電視台進行戰鬥，特別是在發生重大事件，運動遭到電視台嚴重扭曲打擊的時候。它最終的心願是希望人民擁有自己的電視台，因此剛成立的時候，它便把自己定位為民間的媒體。（綠色小組成員李三沖〈談綠色小組〉，於1991年日本東京第二屆國際錄影藝術節）
要跟當時的「三台」對抗，存在許多困難，像是機器設備相對簡單、人力嚴重不足、財力物力資源相對缺乏等等。但是這些難題，在抗爭運動者的熱情與投入下都還可克服，拍出數量可觀（三千小時！）且令人動容的紀錄影片。
綠色電視台開播片
在電視、報紙等「合法」管道都被國民黨壟斷的狀況下，讓反對聲音順利「到達」那些支持者（中年大叔）手上；而且把支持者的熱情化為經濟收入（拿到他掏出的那張鈔票，還不需要找零），直接挹注「到達」綠色小組的成員身上，讓他們能夠繼續抗爭與紀錄。這才是最大的難題。
後來成為重要紀錄片導演的賀照緹，於1992的論文中記錄了在當時合法流通方式「堵塞」的狀況下，綠色小組如何以六十幾個「民主攤販」為主力、搭配四十幾個民進黨地方黨部與政治人物服務處，構成重要的「地下流通管道」。這同時也是一種卓越的「錄影帶游擊戰」，連結了異議媒體的生產者與使用者。如同楊雅喆在電影中嘗試重現的廟口黨外雜誌地攤，1980年代解嚴前的臺灣社會中，另類紀錄片也透過這些地下經濟管道，流通他們的政治異議的文字與影像。
但賀照緹也清楚地指出，這種非正式的流通經濟，「拖垮了綠色（小組）」。因為地下流通靠的是生產者（綠色小組特定成員）與流通者（攤商、服務處人員）之間的私人交情，而不是固定與清楚的商業契約關係。攤商與服務處人員的流動性高，加上「人情」而不好「斤斤計較」，所以後來綠色小組「收不到數」的狀況愈來愈多，呆帳也就拖垮了異議紀錄片。
即使許多支持者（購買綠色小組影帶的「有覺醒的台灣人」）願意「半樂捐」地花一兩千元買影帶（不用找錢喔），但是綠色小組卻不一定收得到。兩端（生產者與使用者）都有足夠的熱情互相支持，但捉摸不定的流通管道卻讓綠色小組成為傳說。
所以，「桂綸鎂」才是重點。
很多人都發現，當代許多獨立媒體在精神與作法上，都承繼了綠色小組的精神。比如說，從反服貿運動中「轉化」為異議媒體「攝護線」的主導者音地大帝就說，「比較常跑社運現場就知道，臺灣媒體對社運新聞報導都很扭曲，有時候幾乎消音，那時候我就想說我們需要有自己的媒體，然後紀錄完整個現場，一方面是報導，另一方面是留著當證據」（作者訪談記錄，2014年12月1日）。而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管中祥教授，也在文章與受訪時屢次援引了綠色小組的精神。
不過，攝護線與公庫等獨立媒體，擁有綠色小組所沒有的流通管道：社群媒體，包括Youtube、部落格、與臉書等等。三十年前的攤販，現在被數位化的社群媒體取代，異議影像紀錄不再透過地下經濟，而改由跨國的網路平台所取代，降低了流通成本、也減低了庫存壓力。
但是社群媒體真的是異議媒體的「天使」嗎？惡名昭彰的臉書演算法，已經不只一次為獨立媒體的社群經營帶來麻煩，而且「投訴無門」。另外，壟斷流通的網路平台，慣於以「免費勞動」剝削獨立媒體，也讓影像與媒體內容的產製仍然無法獲得足夠的經濟支援，許多獨立媒體還是像三十年前的前輩們一樣，勒緊褲帶過日子。
因此，綠色小組的異議流通管道在三十年後的當代意義[1]就相當明顯了：無論透過攤商還是網路平台，影像等媒體多元內容的生產者與使用者所需要的並沒有改變，仍舊是一套更為公共與穩定的流通管道。所以，重點正是「桂綸鎂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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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0屆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將以專題「如果紀錄片有顏色」回顧綠色小組30週年。---------------------------------------------------------------
【作者小檔案】
高教工作者，愛運動。
習慣慢慢思考後，向左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