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0日

【最好與最壞的時代】我讀山崎豐子《命運之人》

命運無可隨人  唯能使命向前

文/劉嘉偉

第一次讀《命運之人》,是在2013年當兵的時候。故事主角弓成亮太是《每朝新聞》政治部的王牌記者,小說的第一部寫弓成揭發美、日兩國在沖繩回歸談判時,存在著欺瞞國人的外交密約。


身為記者的弓成向大眾傳遞了真相,並捍衛「知的權利」。然而,弓成也因為在取得資料的過程,與外務省的事務官三木昭子有了不倫的戀情,因此遭到國家機器抓著把柄,發動政治性反擊。

我記得自己看完第一部後,對於弓成的遭遇感到憤怒,在情感上也不能接受記者因為執行採訪工作,而遭到當權者的全面追殺。也因為如此,一直將第二部與第三部擱著,直到心情平復後,才能繼續讀下去。

2013年過世的山崎豐子從1957年寫了《暖簾》開始,持續書寫不同行業的故事。《女系家族》寫棉布商人、《白色巨塔》寫醫界、《華麗一族》寫銀行家、《不毛地帶》寫貿易公司的商人。

然而,記者出身的山崎豐子卻一直沒有書寫關於媒體和記者的小說。到了《命運之人》出版後,才令世人明白,作為總結一生的封關之作。山崎豐子顯然刻意將記者、沖繩問題,以及身而為人對於「命運」的詮釋,都濃縮在這三冊告別寫作生涯的小說。

「縱然並非是自己選擇了這條路,但既然是命運的安排,他就要完成自己的使命。雖然握筆的時間所剩不多,但還不至於為時太晚。」《命運之人》的最後一段文字,弓成已經瞭然自己命運的方向,並且充滿鬥志地前去。

整部小說不禁令人聯想到,曾經身為記者的山崎豐子,是否也將身為記者的信念,灌注在弓成的角色。跟著弓成,她不斷探問著日本憲法對於「言論自由」與「知的權利」的認識;同時,也不斷質疑採訪手段的正當性,以及關於倫理的模糊地帶。

2015年的電影《真相急先鋒》,故事講述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前,CBS電視台調查並報導關於當時尋求連任的總統小布希服役時的醜聞。然而,CBS的調查團隊卻使用了疑似偽造的證據,最後導致了王牌主播Dan Rather與新聞製作人Mary Mapes黯然下台,甚至退出新聞圈。

歷史最驚人的地方,是它的重複性。在弓成亮太與Mary Mapes的事件中,有罪的是欺瞞國人簽署密約的外務省,還是用疑似教唆手段獲得資料的弓成?同樣的,有罪的是濫用特權,造假服兵役紀錄的小布希;還是查證不確實的Mary?

我其實也沒有明確的答案,只是,小說與電影的功能,或許就是紀錄或重現歷史的某個時刻,然後留待後人去判斷。

「知的權利」攻防

回到《命運之人》。第二部小說的主要焦點放在法庭上的攻防,在這部分,山崎豐子很清楚論述「知的權利」的理論基礎。在「知的權利」的論證,山崎豐子參考美國的判例與學說,從四個層面進行分析。

第一個層面是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憲法地位。在此所討論的言論自由,保障的不只是人民表達意見的自由,還包括人民有權利知道所有意見的自由。

第二個層面和媒體作為第四權有密切關係。媒體在民主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是代理民眾去蒐集並傳遞資訊。奠基於此,媒體是為民眾「知的權利」服務的機構,因而具有某種公共性格。

第三個層面則是以「知的權利」為基礎,透過立法將這種權利法制化。例如美國於一九六六年制定的《資訊自由法》,或是台灣於二〇〇五年制定的《政府資訊公開法》等。

最後一個層面則是當民眾的隱私權受到侵害,法院在衡量社會公益後,保障媒體於多數時候免去損害賠償的責任。當然,第四個層面大幅度提升媒體在行使採訪與報導的權利。


這些嚴肅的理論概念,隨著書中的法庭辯論,清楚地展示。

身而為人的救贖與使命

進入《命運之人》的第三部,讀者跟著弓成的救贖步伐,來到了事件的中心沖繩。沖繩在二次大戰中,承受了本島日本人無法想像的傷痛。即使戰爭已經結束,但由於美軍在沖繩仍設立多處基地,作為防堵東亞共產勢力擴張的重要據點,使得沖繩人無法回歸自己的土地,甚至長期生活在美軍的陰影之下。

沖繩的歷史反映了日本於二戰之後最深層的傷痛。幸好,山崎豐子筆下的沖繩,擺脫了日本本位的思考,而是基於當地人的記憶與價值進行書寫。藉由當地人的口述歷史,不僅重現地面戰時慘烈的死傷與苦難,第三部的內容,也為沖繩回歸、反對美軍基地徵收,甚至是更高層次的反戰思想,提供了完整的脈絡。

山崎豐子令人敬佩的寫作生涯在《命運之人》畫上句點。作為跨越日本戰前與戰後的小說家,她深刻回顧記者的使命,同時也掀起「知的權利」的辯論,最後,則是企圖喚起世人對於沖繩問題的重視。

《命運之人》雖然作為山崎豐子筆耕一生的終點,但它同時也是留給世人一個對於某些普世價值的辯論起點。


【作者小檔案】
劉嘉偉,
喜歡散文,喜歡散步,
對任何小事都充滿好奇心,
曾待過英文報紙,誤闖金融業,
目前隱身在國際環保組織的媒體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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