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麗雲
上個月（三月）北市府勞動檢查員到市內三十多家媒體執行公務。面對勞檢員時，多數媒體採取拖延戰術，以拖待變。但勞檢員不願離開。媒體最後出示資料。勞檢員速迅在員工出勤報表上，劃出有問題的地方。一劃不可收拾。問題實在太多，多到滿江紅的地步。那一道道的紅線，也許就如勞動者的血汗吧？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大眾傳播業勞動檢查行前座談會。攝影/林麗雲
檢查員A：「我這邊幾乎每位新聞部員工都有超時的情況。大多早上八點半之前到，晚上十點半後才離開，一天工作超過14小時。違反（勞基法）32條了。」
檢查員B: 「我這裡還有超過16小時的。」
檢查員C : 「我看的是資訊部，有兩名員工連續工作十四天，都沒有休假。違反（勞基法）32條。」檢查員A問： 「你們延長工時有經過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嗎？」
媒體：「我們沒有工會。至於勞資會議紀錄，日後再補。」
檢查員A：「你們延長工時沒有經過勞資會議。這違反（勞基法）83條。」檢查員B問 : 「延長工時可有按規定加給工資？從薪資記錄上看來，看不出有給加班費？」
媒體：「我們是給補休，而不是給加班費。」
檢查員B： 「如果記者沒有把假休完？是不是假就沒有了？」
檢查員A： 「貴單位500多名員工，近兩年來都沒有任何員工領取加班費的紀錄，顯然未落實勞基法24條規定。」
….
檢查員A: 「貴單位共違反勞基法24條，32條，36條，83條….等。有無異議？」
今（2015）年三月台北市勞動局啟動勞動檢查，第一波即以媒體業為對象。這次勞檢有了新模式。過去的媒體勞檢，多由局裡的勞檢員依法對各行業進行檢查；他們有時還必須單槍匹馬面對資方（包括人資、法務以及高層等）所出的各種招式。本次勞動局建立的新模式如下：一，以團隊的組織前往檢查，並由局裡主管帶隊壓陣。二，新增陪同鑑定員。因為每個行業屬性以及勞動的潛規則，勞動局邀請了解該行業的人士（包括工作者，工會以及專家學者等）擔任。三，勞檢員、陪同鑑定員以及工會彼此合作，一起參加六小時以上的培訓，討論媒體業勞動條件的問題、分享勞檢的過程以及現場可能的情況。我便以陪鑑員的身份參與此過程。
我到勞檢現場，怵目驚心，看到的是超時勞動，血汗斑斑。具體而言，媒體工作者本來應該受勞基法的保障，但實際的情況卻是工時超長，有的還連續工作，卻都沒有加班費。根據勞基法，一般勞工正常工時是一日八小時，即使延長工時，但整個相加一日工時不得超過十二小時，且應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並均應拿到加班費；在休假部份，每七日應有一日為例假；休假日工作應加給薪資。但是，勞檢人員從出勤紀錄中迅速便發現：大部份媒體中都有多位記者、攝影記者一天工作高達十四小時，乃至十六小時；有的還連續工作十四天以上。
而且，大部份的媒體並沒有發加班費，他們宣稱用休假代替加班費；但是如果媒體工作者職務在身，找不到代理人，根本無法請休假，也就等於加班做白工。而且因為大多數媒體沒有工會，延長工時也就沒有經過工會同意；有的公司雖拿出勞資會議紀錄；但是這份紀錄中所謂勞方代表多是公司的主管階級，他們能否代表第一線員工？
血汗痕跡 資方自圓其說
現場中也見識到資方（多由人資代表）自圓其說，卻仍無法遮住血汗痕跡。資方的第一種說法是媒體業乃「責任制」，不適用勞基法。然而根據勞動基準法第84條，責任制適用對象需「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雇主不得隨意認定；而且即使責任制，也大抵受勞基法保護，除少數例外條文。資方的第二種說法是媒體業屬彈性勞動，無法計算工時。然而媒體業雖未必固定打卡簽退，但勞資雙方仍可約定某種工時計算方式，提供合理的出勤紀錄（例如發稿系統），保護雙方的權益，而不應以彈性勞動以及責任制為由，要求記者「隨call隨到」「隨時在line」，「已讀要回」。
資方的第三種說法是媒體業景氣差，員工應共體時艱。然而公司應檢討自身經營與定位上的問題，而不應將成本轉到工作者身上。資方的第四種說法是將責任推給員工。例如紀錄上工作時間長，被資方說成「記者下 班時忘了打卡」，「有人留在公司吹冷氣，做自己的事」，「他們自己不來申請加班費」或者「希望連續工作幾天，以便之後能排長假」。但如果該公司多有許多延長工時，卻沒有申報發加班費的案例，背後的原因，比較可能是在公司經營的問題，而不在員工身上。
正如多位勞檢員向筆者所透露的，其實勞檢最重要的目的是保護勞工權益。但目前政府僅能根據勞檢的結果予以罰款，而且成效有限。如勞動部早已發現新聞媒體業者有違法事項（加班費未依規定給付，延長工時超過法令規定等），以去年而言，最高罰款也只有：一家公司總共罰22萬元而已。此罰款總額與「按規定應發給的加班費」金額比較起來，根本無足輕重。這好比：天平的一端是全年總共發給加班費一千萬元以上，另一端是全年被罰22萬元。資方當然選擇22萬罰款，省掉 978萬成本。
那麼應如何終止血汗勞動呢？本文建議四個方案。
第一是政府應提高業者的違法成本。目前當業者違反一條，即使可能有幾位受害人，政府只開罰一項。建議未來應針對受害者的案件來開罰；也就是說，若有N人受害，則開罰N項。又如，可將勞檢結果通知通傳會作為電子媒體換照的參考。
第二是「自己權益自己救」，媒體工作者加入集體協商。關於延長工時等情事，應經過工會以及勞資會議同意。但如前所述，大多數媒體公司沒有工會，也未舉行勞資協議，或只由管理階級代表勞方出席會議，無法真正反映基層員工的情況與心聲。因此工作者應組織工會，參與集體協商，以對於工時計算，延長與否，加班費之發給，充份溝通，表達意見。
第三是資方應負企業責任。從歷年來的勞檢結果可知，多家媒體長期為了降低成本而延長工時，寧可成為違法累犯，也不願付員工加班費，這幾乎已淪為「不良企業」。但業者應知所警惕，認知到本身的責任。如2014年諾貝爾生理與醫學獎得主John O’Keefe（倫敦大學教授）在接受BBC 訪問時被問道，「您用老鼠做實驗，會不會損及動物權？」 O’Keefe 回答說感謝英國政府提供嚴謹規範，讓他懂得如何照顧跟他一起工作的老鼠，注意它們是否幸福快樂，如此牠們才會有最自然，最好的表現。O’Keefe把老鼠當作研究伙伴，並且重視牠們的福祉，最後能兼顧動物權益以及研究成果。先進國家對動物尚且如此，對人更加留意。見賢思齊，台灣的媒體資方更應照顧活生生、努力工作的媒體工作者，重視員工福祉，讓員工可以有合理的休息與報酬，可以好好修補勞動力，如此才能在新聞戰場衝鋒陷陣，全力以赴，確保內容的品質，爭取民眾的信賴。
第四是社會大眾也應關心媒體勞動權的議題。這些年來，我親眼看到許多優秀的新聞工作者，以追求新聞專業為職志，但在種種不合理的勞動條件下，熱情消磨，有的選擇離開。從社會的角度而言，當社會留不住好的新聞工作者，公眾將無法有好的新聞與充份的資訊，也無法了解時事並做好判斷。正如：當醫院成為血汗醫院，護理人員受到剝削，身心俱疲時，將無法提供好的醫療服務（如打錯針，或輸錯血），終將影響你我的生命安全。
總之，本次北市媒體勞檢是重要的一步，讓媒體業的血汗斑斑再次浮出枱面。本次勞動局也開創了勞檢新模式，讓關心此議題的人（勞檢員，陪鑑員以及工會）共同參與，商討勞動條件的問題以及解決之道。但提昇媒體勞動權，還需各方（政府相關單位、媒體工作者、業者以及社會大眾）認知到媒體勞動權不只是人權議題，更攸關全民福祉。有了合理的勞動條件，媒體工作者才能實現專業，提供正確的資訊，多元的觀點以及有品質的內容，整體社會也能因此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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