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0日，治理我國傳播媒體長達六十五年的新聞局走入歷史，相關業務移交新成立的文化部。
或許是文化慣習使然，對於逝去的人事物，人們總是不願口出惡言。對於新聞局傳媒治理的歷史評價，政府官員一片歌功頌德也就算了，主流傳媒竟也只挑「好」的講（更何況這些「好」還不見得是真好），沒看見什麼中肯犀利的評論；這多少也透露出台灣社會對於傳媒治理這個議題的漠視與輕忽吧！
當然，我們不需為了批評而批評，更不能否定新聞局內部有不少戮力從公的公務員。不過，如果我們對於新聞局的傳媒治理沒有能夠進行深度、嚴格的批評檢討，那如何為接手的文化部提供方向和教訓警惕？台灣社會總不致於天真到以為只要換個機關名稱，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新聞局的傳媒治理，最根本的缺陷在於其身兼政府發言人/化妝師的角色混淆，以及此一雙重角色帶來的各種施政弊病。不過，這一點也經過兩次重要的改造。第一次是1987年解嚴。黨國威權體制的逐步瓦解，大幅淡化新聞局不當控制傳媒的色彩，然而角色混淆的問題仍然存在。第二次是2004年通訊傳播基本法通過，隔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成立。新聞局讓渡了傳媒管制權力，但保留傳媒輔導的權力（為何如此，似乎也從來沒有公共辯論），而且角色混淆的問題也還是存在（難道輔導獎勵就不擔心新聞局不中立？）。
嚴格說來，解嚴之後，新聞局傳媒治理的最大問題，已經不是黨政不當控制傳媒（雖然並未完全消失），而是傳媒治理功能和責任的相對被邊緣化。由於新聞局作為政府發言和宣傳機關的功能相形凸顯，新聞局長曝光度高，表面形象極為重要，傳媒政策制定和治理能力反在其次。這使得新聞局變成兩黨「未來之星」的歷練場和加分區。民進黨陳水扁在位八年，上任了八個新聞局長；馬英九帶國民黨重回大位之後第一任，不遑多讓，也產生了四個新聞局長。新聞局長上台下台，有如跑馬燈。這些人個個青年才俊，不少人離開局長一職之後，都能在政壇上繼續往上走。然而，試問哪一個人真正在傳媒治理上，下苦功、做信用，紮紮實實地推動長遠的改革和建設？我可以很肯定地說：沒有。
難道傳媒治理不重要？暫且不論從民主的理論與現實來看，都是無法接受的；更不用說看看近二十年來台灣傳媒環境的惡化程度，公民社會的不滿和抱怨有增無減，該負最直接責任的新聞局難辭其咎。這樣一個單位，竟可以被風風光光地送進歷史嗎？歷任新聞局長們此時應該要寫的，不是一首讚美詩，而是一部懺悔錄！
文化部是可以期待的嗎？目前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文化部的內心還是住著一個新聞局，那麼將會十分悲觀。不過，改革者沒有悲觀的權利。《共誌》本期專題透過對年輕藝文/傳媒工作者的訪談，引出我們對文化部的期待。另外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成員洪淳琦和駱麗真，分別就文化部組織以及文創補助政策提供我們專業的認識基礎。
此外，本期與上期相同，持續增加新寫手。洪貞玲的北歐原民媒體觀察，生動且充滿啟發。張雅晴是編輯部的生力軍，專題大部分文章和「共青年」都是她的傑作。其他老手們也有精采演出，馮建三的委內瑞拉特稿、唐士哲用不為人知的BBC小故事帶出發人深省的評論，以及簡妙如獨具一格的樂評，都值得一讀。
《共誌》出滿四期了，期待您的持續支持與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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