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整理／張嘉真
郭敏容自2014年開始擔任台北電影節策展人，策展主題挑戰臺灣影展觀眾對電影的想像，也獲得不少好評。郭敏容給人的第一印象有點冷，講話又快又穩，奔流而出的是她對電影和策展的熱情。郭敏容笑稱自己年輕時很迷惘，但仔細聽她分析臺灣電影和影展產業，其實獨到而精準。今年台北電影節又即將開跑，郭敏容在又會推出什麼讓人驚訝的內容，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這樣緊繃的時間點，她還是不斷與自己對話，持續思考影展是什麼，策展又是什麼。以下是《共誌》對郭敏容專訪的整理。
《共誌》：你進入影展圈的契機是什麼？
郭敏容：我大學讀新聞系，但是比較喜歡電影，畢業後到一家片商工作，也參加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坎城影展。因為兩位前同事都是從事影展工作，開始認識這圈子的人，後來朋友問我要不要去金馬幫忙，於是2002年底就去金馬影展辦公室當助理。那時什麼都做，印象最深的是我站在傳真機前面發稿，一直傳、一直傳，然後打電話、打電話。
後來有機會負責鄧勇星導演首部作品《7-11之戀》的宣傳活動，宣傳結束之後繼續留在工作室，什麼都做，哪裡需要幫忙就去哪裡。當時我只有個模糊的感覺，想要出國讀書，繼續做些跟電影相關的什麼。出國前還去了金馬影展和國際動畫影展當救火隊，都是有人突然不能繼續做，找我去幫忙，每次回過頭看都覺得當時怎麼活下來的。動畫影展那時候真的很可怕，我展期開始前一個月接下，但所有東西都還沒處理，那時候幾乎都睡在辦公室。後來下定決心飛到英國去讀電影，一待就是六年。
我2011年回台灣，當時台北電影節缺接待統籌，朋友問我要不要接，於是開始進入北影工作。當年影展結束時國際聯絡離職，我留下接任國際聯絡的職位。然後2014年策展人離職，我又接下策展人的工作。
《共誌》：請您談一下台北電影節的分工、資源分配，和團隊運作？
郭敏容：台北電影節這幾年有許多變動和擴編。如果不用組別來分，可以分成內容產出和宣傳，前者是節目部份，包含接待、映演等，後者則包含宣傳、行銷、美宣等；另外則是行政的部分，因為台北電影節需要處理許多行政相關事務。台北電影節在節目方面一直投注比較多資源，但我覺得預算是環環相扣的，在節目上投注越多資源，也必須在其他環節像宣傳、活動到接待有相應的增加，整體效果才會出來。因為台北電影節是公部門預算補助的影展，每年三月就要提明年預算，很多大方向改變還來不及思考就被推著走。整個團隊若要往前，團隊中的個人必須先熟悉自身的工作，再跟整個團隊建立默契，必須有一定時間的發酵，整體規劃才能更完善。這些都是一直到我當策展人一、兩年後才注意到的事。
《共誌》：請問您選片原則為何？
郭敏容：這個其實有在改變。我2014年第一次接策展人比較沿用過往模式進行，2015年我會去想「我想像的台北電影節應該是什麼樣子」。整個市場也有改變。我本來覺得影展有很多公共資源的補助，應該做文化推廣；有些影片市場較小，比較不可能發行，影展就可以幫忙做這一塊。但這幾年下來，一來電影節與片商也常看到彼此都喜歡的影片，二來如果一直避著片商，選的影片會越來越偏。我現在比較會去看「影展在產業中扮演的角色是什麼？」開始了解影展不能自外於電影產業或商業活動，必須有所連結。舉個例子：去年坎城有一部片大家認為應該進競賽片，但是並沒有，原因一直有各種不同的揣測，後來我聽到一個策展人的說法是，因為預估這部片子在法國上映很難達到五萬個觀影人次 ，萬一這部片拿到金棕櫚獎那就麻煩了。我不確定這個說法的真實性，但是這給我很大的啟發：我要更全面地思考影展和產業的聯結在哪裡？
《共誌》：那麼可以請您多談一些影展在整個電影產業的重要性？
郭敏容：現在影展已經載負多重功能，影片放映只是一環，影展還可以成為一種育成中心。台北電影節向來跟臺灣電影有很深刻的關聯，我覺得我們可能要更貼近本地影像創作上的變動，簡單來說就是怎麼找到即將出現的下一個楊德昌、侯孝賢。身為策展人你會決定觀眾能看到什麼，是品味的仲裁者，也需要一定的敏銳度，去發現這個世代的代表性，以及新的電影語言。像是坎城近來不斷地推Xavier Dolan，一定會影響後續的電影語言和創作。怎麼去找到觀眾的喜好和未來的電影創作可能是很重要的平衡，我也一直努力去達到這樣的平衡。
《共誌》：這真的是很重要的任務，台北電影節該怎麼落實這個目標？
郭敏容：台北電影獎是採評審制，我身為策展人可能會有一些觀察和想法，但電影節不干涉評審的討論，所以我只能說一些我的想法，不代表電影獎的評選就會朝那個方向前進。有些人認為台北電影獎只鼓勵藝術片，但其實不然，任何能把故事說得很好的片子，不論大眾還小眾，我們都肯定。只是目前臺灣電影能把故事說得好的類型片並不多，因此大家會覺得我們比較偏（藝術）。關於挖掘新秀的部份，我們也不是要去影響品味，而是讓尚未嶄露頭角、還沒拍長片作品的人有被看到的機會。電影獎有在做這件事，但電影獎畢竟是報名制，很難說有沒有漏掉的片。我希望可以肯定那些具有原生力的、「野」的想像，訓練自己有足夠的眼光去發掘這樣的東西。
《共誌》：有人覺得你的片子比較艱澀，你會希望他們怎麼跟這些影片對話？
郭敏容：今年的單元將有很大的改變，我漸漸了解到觀眾觀影的多元性，過去我比較忽視這一點，現在我會覺得影展不要離觀眾那麼遠，但我也希望不要沒個性。去年有位長年看台北電影節的觀眾拿著手冊誠懇的告訴我，他不知道怎麼選片，對我來說這是很重要的訊息。我覺得我應該要再製造多一點的話題吸引觀眾進戲院，再透過不同方式將影片背後的脈絡呈現出來，跟觀眾解釋我選這部片的原因。這件事從來都沒有可以遵循的方法，都是做中學、錯中學。
《共誌》：今年是第三年擔任策展人，有什麼整體的感想？
郭敏容：策展人其實不好做，單就節目部分就很難，另外還有很多行政上的事務也都要處理。過去觀察影展我會去看單部片子，但現在比較喜歡去看策展人的介紹文字，他會從整體片單做分析。策展必須說出自己的敘事，如何帶觀眾從淺到深激發觀眾的想像、對電影的認識。從比較大眾的片帶到更多背後的影像資訊，拉出影片的深度，試圖梳理出更多脈絡。影展中的影片並非單一的，而是串起大家的興趣，這是一種規劃能力、敘事技巧，這也是「策展」的意義。策展要能結合當代思潮和電影潮流，這是我期待我自己能做到的。
《共誌》：這項工作最挫折和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麼？
郭敏容：製作波蘭專題那年映後座談反應非常熱烈，那是件很激勵我的事。如果觀眾可以有所收穫、導演也知道觀眾喜歡，是一件很棒的事。去年我對「講述影片脈絡」過於執著，使命感發射（大笑），但可以看到反應比較冷，我覺得這都是我可以調整的。如果能再重來一次我會選擇用不同方式呈現，使命感收斂一點、片量少一點，讓片子的深度可以被帶出來。
《共誌》：最後請您談談數位時代下的影展意義是什麼？
郭敏容：我有時候會想像二十年後影展是什麼，我覺得組織架構要做改變，內容產出要更強，專門負責節目的人要更專精，策畫的那一塊需要更充足的人去，讓節目的策畫可以更有特色、有重要性。也要有更敏銳的人去抓到下一波臺灣電影的未來，我覺得我還有很多空間去努力。
郭敏容自2014年開始擔任台北電影節策展人，策展主題挑戰臺灣影展觀眾對電影的想像，也獲得不少好評。郭敏容給人的第一印象有點冷，講話又快又穩，奔流而出的是她對電影和策展的熱情。郭敏容笑稱自己年輕時很迷惘，但仔細聽她分析臺灣電影和影展產業，其實獨到而精準。今年台北電影節又即將開跑，郭敏容在又會推出什麼讓人驚訝的內容，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這樣緊繃的時間點，她還是不斷與自己對話，持續思考影展是什麼，策展又是什麼。以下是《共誌》對郭敏容專訪的整理。
《共誌》：你進入影展圈的契機是什麼？
郭敏容：我大學讀新聞系，但是比較喜歡電影，畢業後到一家片商工作，也參加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坎城影展。因為兩位前同事都是從事影展工作，開始認識這圈子的人，後來朋友問我要不要去金馬幫忙，於是2002年底就去金馬影展辦公室當助理。那時什麼都做，印象最深的是我站在傳真機前面發稿，一直傳、一直傳，然後打電話、打電話。
後來有機會負責鄧勇星導演首部作品《7-11之戀》的宣傳活動，宣傳結束之後繼續留在工作室，什麼都做，哪裡需要幫忙就去哪裡。當時我只有個模糊的感覺，想要出國讀書，繼續做些跟電影相關的什麼。出國前還去了金馬影展和國際動畫影展當救火隊，都是有人突然不能繼續做，找我去幫忙，每次回過頭看都覺得當時怎麼活下來的。動畫影展那時候真的很可怕，我展期開始前一個月接下，但所有東西都還沒處理，那時候幾乎都睡在辦公室。後來下定決心飛到英國去讀電影，一待就是六年。
我2011年回台灣，當時台北電影節缺接待統籌，朋友問我要不要接，於是開始進入北影工作。當年影展結束時國際聯絡離職，我留下接任國際聯絡的職位。然後2014年策展人離職，我又接下策展人的工作。
《共誌》：請您談一下台北電影節的分工、資源分配，和團隊運作？
郭敏容：台北電影節這幾年有許多變動和擴編。如果不用組別來分，可以分成內容產出和宣傳，前者是節目部份，包含接待、映演等，後者則包含宣傳、行銷、美宣等；另外則是行政的部分，因為台北電影節需要處理許多行政相關事務。台北電影節在節目方面一直投注比較多資源，但我覺得預算是環環相扣的，在節目上投注越多資源，也必須在其他環節像宣傳、活動到接待有相應的增加，整體效果才會出來。因為台北電影節是公部門預算補助的影展，每年三月就要提明年預算，很多大方向改變還來不及思考就被推著走。整個團隊若要往前，團隊中的個人必須先熟悉自身的工作，再跟整個團隊建立默契，必須有一定時間的發酵，整體規劃才能更完善。這些都是一直到我當策展人一、兩年後才注意到的事。
《共誌》：請問您選片原則為何？
郭敏容：這個其實有在改變。我2014年第一次接策展人比較沿用過往模式進行，2015年我會去想「我想像的台北電影節應該是什麼樣子」。整個市場也有改變。我本來覺得影展有很多公共資源的補助，應該做文化推廣；有些影片市場較小，比較不可能發行，影展就可以幫忙做這一塊。但這幾年下來，一來電影節與片商也常看到彼此都喜歡的影片，二來如果一直避著片商，選的影片會越來越偏。我現在比較會去看「影展在產業中扮演的角色是什麼？」開始了解影展不能自外於電影產業或商業活動，必須有所連結。舉個例子：去年坎城有一部片大家認為應該進競賽片，但是並沒有，原因一直有各種不同的揣測，後來我聽到一個策展人的說法是，因為預估這部片子在法國上映很難達到五萬個觀影人次 ，萬一這部片拿到金棕櫚獎那就麻煩了。我不確定這個說法的真實性，但是這給我很大的啟發：我要更全面地思考影展和產業的聯結在哪裡？
《共誌》：那麼可以請您多談一些影展在整個電影產業的重要性？
郭敏容：現在影展已經載負多重功能，影片放映只是一環，影展還可以成為一種育成中心。台北電影節向來跟臺灣電影有很深刻的關聯，我覺得我們可能要更貼近本地影像創作上的變動，簡單來說就是怎麼找到即將出現的下一個楊德昌、侯孝賢。身為策展人你會決定觀眾能看到什麼，是品味的仲裁者，也需要一定的敏銳度，去發現這個世代的代表性，以及新的電影語言。像是坎城近來不斷地推Xavier Dolan，一定會影響後續的電影語言和創作。怎麼去找到觀眾的喜好和未來的電影創作可能是很重要的平衡，我也一直努力去達到這樣的平衡。
《共誌》：這真的是很重要的任務，台北電影節該怎麼落實這個目標？
郭敏容：台北電影獎是採評審制，我身為策展人可能會有一些觀察和想法，但電影節不干涉評審的討論，所以我只能說一些我的想法，不代表電影獎的評選就會朝那個方向前進。有些人認為台北電影獎只鼓勵藝術片，但其實不然，任何能把故事說得很好的片子，不論大眾還小眾，我們都肯定。只是目前臺灣電影能把故事說得好的類型片並不多，因此大家會覺得我們比較偏（藝術）。關於挖掘新秀的部份，我們也不是要去影響品味，而是讓尚未嶄露頭角、還沒拍長片作品的人有被看到的機會。電影獎有在做這件事，但電影獎畢竟是報名制，很難說有沒有漏掉的片。我希望可以肯定那些具有原生力的、「野」的想像，訓練自己有足夠的眼光去發掘這樣的東西。
《共誌》：有人覺得你的片子比較艱澀，你會希望他們怎麼跟這些影片對話？
郭敏容：今年的單元將有很大的改變，我漸漸了解到觀眾觀影的多元性，過去我比較忽視這一點，現在我會覺得影展不要離觀眾那麼遠，但我也希望不要沒個性。去年有位長年看台北電影節的觀眾拿著手冊誠懇的告訴我，他不知道怎麼選片，對我來說這是很重要的訊息。我覺得我應該要再製造多一點的話題吸引觀眾進戲院，再透過不同方式將影片背後的脈絡呈現出來，跟觀眾解釋我選這部片的原因。這件事從來都沒有可以遵循的方法，都是做中學、錯中學。
《共誌》：今年是第三年擔任策展人，有什麼整體的感想？
郭敏容：策展人其實不好做，單就節目部分就很難，另外還有很多行政上的事務也都要處理。過去觀察影展我會去看單部片子，但現在比較喜歡去看策展人的介紹文字，他會從整體片單做分析。策展必須說出自己的敘事，如何帶觀眾從淺到深激發觀眾的想像、對電影的認識。從比較大眾的片帶到更多背後的影像資訊，拉出影片的深度，試圖梳理出更多脈絡。影展中的影片並非單一的，而是串起大家的興趣，這是一種規劃能力、敘事技巧，這也是「策展」的意義。策展要能結合當代思潮和電影潮流，這是我期待我自己能做到的。
《共誌》：這項工作最挫折和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麼？
郭敏容：製作波蘭專題那年映後座談反應非常熱烈，那是件很激勵我的事。如果觀眾可以有所收穫、導演也知道觀眾喜歡，是一件很棒的事。去年我對「講述影片脈絡」過於執著，使命感發射（大笑），但可以看到反應比較冷，我覺得這都是我可以調整的。如果能再重來一次我會選擇用不同方式呈現，使命感收斂一點、片量少一點，讓片子的深度可以被帶出來。
《共誌》：最後請您談談數位時代下的影展意義是什麼？
郭敏容：我有時候會想像二十年後影展是什麼，我覺得組織架構要做改變，內容產出要更強，專門負責節目的人要更專精，策畫的那一塊需要更充足的人去，讓節目的策畫可以更有特色、有重要性。也要有更敏銳的人去抓到下一波臺灣電影的未來，我覺得我還有很多空間去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