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落人生】魯蛇自拍秀：日本青年的困頓縮影

文／賴筱茜

魯蛇自拍秀，當初看到這部紀錄片片名與影片介紹便深感好奇：若是個「真」魯蛇，理應終日為生活疲於奔命，或受現實所囿而坐困愁城才是，哪裡會有資源與餘力拿起機器拍攝自己的失敗人生？這樣不堪且令人困窘的一面甚至躍上國際舞台，奪得2015年芝加哥國際電視電影優異獎！一切的一切，想來總覺得不可思議。

圖／2016年台灣國際勞工影展

原來，導演佐藤寬朗大學時期對紀錄片產生興趣，進而以拍片作為人生志向。為了實現夢想，他在畢業後進入紀錄片雜誌無酬擔任採訪編輯，並同時在電視台兼差，偶爾打些零工，這樣的生活在父母的資助下看似過得去，其實根本無法維生。當年邁的父親無預警丟了工作，母親痛心疾首斥責「都活到38歲了還要父母養你」，佐藤這才驚覺：是該面對現實的時候了。

從「不為也」到「不能也」，經濟弱勢的單身寄生族

38歲的青年應該是什麼模樣？各位或許都有自己的想像。但是，一個沒有正職、由父母支付生活所需、積欠稅金與健保費、整天無償工作、對於自己的窘境又未有覺察的人，肯定不會被歸到成功的那一類。

對於佐藤寬朗這類有著大學學歷，卻不追求經濟獨立而與父母同住的人，日本家庭社會學家山田昌弘稱之為「單身寄生族」（parasite single）。1990年代經濟繁榮期，單身寄生族還可視為「不為也，非不能也」，價值觀的轉變使部分年輕人不願意犧牲生活而投入工作，反而依賴父母，享受無微不至的照顧，打零工的收入還能全數挪為己用，衣食無虞，享受著自由的生活。

然而，日本泡沫經濟崩盤，1997年又爆發亞洲金融危機，企業在成本控制與彈性調度人力的考量下，進入就業冰河期，進而使年輕世代的非典型雇用工作者與失業者為之激增。山田昌弘於《社會為何對年輕人冷酷無情》一書指出，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年輕人就算想要經濟獨立或進入婚姻，情勢都非常嚴峻，因此，被迫必須待在父母身邊的單身者逐漸增長，單身寄生族的內涵亦轉變為社會中的經濟弱勢。

像佐藤寬朗這樣的年輕人，在日本還真不少。《社會為何對年輕人冷酷無情》引述日本總務省的統計數據指出，日本35歲至44歲與雙親同住的未婚者在2012年達到305萬人，且持續攀升中，其中有1成為失業人口。佐藤寬朗姑且能當作是為了一圓電影夢，而不投身就業市場，但事實上，當佐藤錯過畢業前夕的就活時機，之後即便努力求職，也很難找到正職工作了。

被迫提前起跑的求職者們

由編劇宮藤官九郎所撰寫的日劇《ゆとりですがなにか》（暫譯：寬鬆時代又如何），針對日本的求職文化有一描寫：男主角的妹妹是正在找工作的準畢業生，卻因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而逐漸喪失自信與自尊，中途更差點放棄各大商社的求職機會，轉而投身由年輕女性調酒接客的Girls Bar。她認為，與其在就業市場不停競逐、渴求他人的認可，「還不如在Girls Bar露出胸部，更有價值，更有活著的感覺。」獲得肯定，正是年輕世代最需要，也最不可得的渴望。

西方國家的一些學生畢業後並不會馬上就業，而是會先進行長期的海外旅行和遊學，感受不同文化與社會氛圍，在新生活中思索自己的定位與目標，儲備實現夢想的力量。然而在日本，畢業與就業可說是無縫接軌，若想畢業後先出去看看世面再回來找工作，最後的結果大概只有失業。

日本的大學生非常早就得為求職做準備，根據《日本工作去！：日本大手企業正社員应募採用情報》的介紹，日本大學生最慢從大三開始就會投入求職準備，大量搜集各公司的資料、參加求職說明會、投履歷、展開一系列的考試與面談，只求大四能獲得企業內定，確保畢業後不會隨即失業。經濟繁榮的時期，企業會定期開出大量職缺，使得新鮮人們盡可能一個蘿蔔一個坑，成為正式職員。但來到不景氣的現在，企業開出的正式職缺逐漸減少，反之，約聘工的數量則越來越多。非正職的員工不僅薪水遠低於正職人員，且不受工會保護，被解雇的風險也高出許多。

故，日本作家福澤徹三所著《年輕人們》將求職比喻成搶椅子遊戲，描述日本險惡的求職環境：「你們認為沒辦法好好找到工作，是因為自己不夠努力嗎？……是現今社會本身有問題。椅子的數量根本就不夠，人們努力也無濟於事。」在日本「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即決定後半生」的文化下，大學搖身一變成為就業補習班，瞎忙了一陣，找不到工作是地獄，找到工作，也未必能升上天堂。

由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學生製作的動畫《就活狂想曲》，以輕鬆的方式帶出日本就活的競爭樣貌。

難以自立的子女、無法退休的父母

佐藤寬朗還算是幸福的，即便錯過了最佳就職時機、終日窮忙，他還有可依附的父母，供他吃住直到38歲。要知道，在日本有一批民眾可沒有親人朋友能依賴，只能依靠不穩定的收入勉強生活，若遭逢變故便可能成為街友或是網咖難民，連安身立命之處都沒有，更遑論思考自立一事。

也難怪，當佐藤的父親遭無預警裁員，即便心中有再多慈愛與不捨，他也得明確和兒子坦白：「再這樣下去，我們全家都得去自殺。」沒有穩定的收入，也沒有退休金，就算有年金補助，家裡也沒辦法負擔佐藤的支出了。

佐藤一家的情況恰好和日本社會福利政策的原始構想背道而馳。山田昌弘於《社會為何對年輕人冷酷無情》一書指出，日本年金制度預設退休世代為經濟弱者，因此對高齡者有著諸多保障，幫助他們不依賴子女也能獨立生活，相對地，理應成為經濟強者的年輕人便被排除於社福系統之外。

顯然，這樣的設定已不適用於現代社會，卻未有改革，導致即便受非典型雇用、低薪的勞動者也必須定期定額繳交年金保險費，造成沈重的負擔。眼看子女窮苦，父母也只能犧牲自己、繼續扶養本應自立的孩子，而不能安心退休。於是我們看到佐藤的父親受生活所迫，雖已年過70，仍從事工資低廉的勞動工作，佐藤的母親也身兼多職以維持生計——無形間，他們都承受了有缺陷的社會保險制度所帶來的危害。

自立了，然後呢

影片的最後，佐藤寬朗終於下定決心脫離父母，搬進新公寓。雖然環境狹小而簡陋，但作為新生活的起點已經足夠，小小的空間在溫暖陽光的烘托下更顯得充滿希望。我們常說有志者事竟成，彷彿立志後就能過著幸福快樂的人生，然而，現今的勞動環境真會如此輕易放過年輕人嗎？

姑且不論佐藤錯過了就職時機，要另覓出路有多不容易，即便真的就職成功，日本職場的黑暗面仍會對勞動者施加諸多折磨。超時工作、階級分明、職權騷擾在日本職場乃司空見慣，有些人為此患上憂鬱症，非但不受關懷與照護，反而遭企業解聘、被社會遺棄，最後走上自殺一途；有人甚至因不眠不休地加班導致過勞、招致死亡。就不就職，原來都是如此攸關性命的事情。

魯蛇自拍秀，拍的是佐藤導演，映照出的，則是日本青年在就業市場的困頓縮影。我在想，和習於自嘲魯蛇的台灣青年相互對照，會有幾分相似？若以台灣青年為主角進行拍攝，又會是什麼樣貌？為佐藤的滑稽樣貌失笑的同時，可別忘了，我們可能連面對自己困境的勇氣都沒有，說來佐藤還是稍贏一點，是吧？

Japan's Disposable Workers: Net Cafe Refugees from MediaStorm on Vimeo.
日本攝影師深田志穗以鏡頭紀錄日本「網咖難民」背後的故事，也帶出日本員工過勞而窮忙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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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台灣國際勞工影展┃影展資訊
時間：8/26(五)-9/4(日)
官網：http://www.tilff.taipei/
片單總覽：http://www.tilff.taipei/2016/06/programme.html

┃魯蛇自拍秀┃放映場次
8月 27日 (週六), 下午1:00 – 下午2:20
光點華山電影館（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號）

【鳳梨酥換宿中@yokohama】櫻井和壽與Golden Circle 不被斷開的音樂鎖鏈

文／陳怡秀

「我和他相遇在1991年相遇，那一年，名曲『星になれたら』誕生了。...」語氣輕輕柔柔的，娓娓道來他們度過的25個歲月。那瞬間，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像在參加某場結婚典禮，看著一對「璧人」的回憶slide show，但下個瞬間，又像掉進一個超大型的卡拉ok包廂，回過神來，我置身於日本武道館，參加著「寺岡呼人 presents～Golden Circle 第20回紀念スベシャル～僕と桜井和寿のメロディー」演唱會。

身為一個JPOP的粉絲，在日本實在太忙太忙了，除了有音樂祭要跑，有喜歡的樂團的巡迴演唱會要搶，這種時不時冒出來的特別演出活動，更是驚喜不斷，從舞台構成、主持內容到歌曲流程，甚至是表演者與表演者之間的情感流露，總會有好多好多瞬間讓你的心窩發暖，仿佛觸及到幸福的光彩。這場「Golden Circle」演唱會，兩個小時的時間，就令人不停地觸碰到這種興奮又溫暖的光點。

首先，你應該會想問，寺岡呼人是誰？雖然這麼說很失禮，但我在去演唱會之前，其實我也不知道，所以我無法立即回答你，只能尷尬地告訴你他是一個日本歌手，有很多大咖樂友，剩下要問google。我為何會去？醉翁之意不在酒，演唱會的副標有答案——「僕と桜井和寿のメロディー（我和櫻井和壽的旋律）」，櫻井和壽，Mr.children的主唱，我心目中的聲音之神。

有在聽JPOP或看日本電影戲劇的人，一定對Mr.children的歌不陌生，追溯至集大成的「西洋古董洋菓子店」主題曲與插曲都由他們包辦的豪華音樂饗宴、「orange days」中溫柔又鼓舞人心的『sign』、音樂錄影帶中敘述著就算老了也要堅持夢想感動無數人的『kurumi』，到近期的日劇「信長協奏曲」和動畫「怪物的孩子」的主題曲也都由他們擔綱，櫻井和壽充滿爆發力與治癒能力的嗓音，讓我打從接觸日本音樂之初，對他們的作品就再也無抵抗能力。後來到了日本，也有幸聽過他們三場演唱會。

在自家演唱會中，主控全場是很自然的事，如此耀眼的櫻井和壽，去到別人的場子時，既不能為人作嫁，亦不能喧賓奪主，更不能降低水平，櫻井和壽會有怎樣的表現呢？抱持著看「好戲」的心情，我前往了寺岡呼人每年都會舉辦、邀請不同的音樂人來一起表演合作的音樂特別活動「Golden Circle」。演唱會一開頭播放的影片，敘述著兩人25年來的音樂之路如何互相激勵、打氣、競合，接著，櫻井和壽就幾乎都站在台上了。

一部戲劇，只要有一句台詞被觸動，一個場景被感動，就算是成功了，而一場演唱會對我來說，總會有那麼一瞬間，一首歌，甫一開口你就會覺得此趟已值回票價。從「シーソーゲーム～勇敢な恋の歌～」到「innocent world」，到安可的「Tomorrow never knows」最後以「星になれなら」，如果說聽到櫻井和壽唱老歌可以讓我無憾，那麼我這天實在聚集到太多太多的沒有遺憾。

全場加安可一共19首歌的表演中，櫻井參與了14首，還包含一首獨唱，而且是寺岡呼人的新歌。寺岡當時笑笑地說，他覺得這首新歌超級適合櫻井的聲音，所以特別提出要求，請他「代打」。期間也有客座鍵盤手、韓國駐日歌手K的個人演唱時間，讓櫻井放下吉他聽得如癡如醉，一秒變迷弟。種種特別的環節，一時之間恐怕還真的會想到底現在觀賞的是誰的演唱會。但這也讓我對音樂有了另一層的認識與觀念導正，唱主音的人固然是主角，但伴奏的樂團呢？作詞作曲的人呢？沒有各個角落的累積，就不會有眼前呈現的風景。

寺岡呼人「present」，他present的不只是嗓音、還有其他的各種聲音構成，他要求要讓櫻井唱他的新歌，自己在一旁拿著吉他專注伴奏，或者是一人一首吉他，哼唱著對彼此有意義的歌曲，或是翻唱他人的作品（甚至連少女偶像團體乃木坂的歌曲都入了櫻井的歌單中），舞台上，流露的不只是表演者的默契，還有對於音樂表演的純然喜悅。

10週年時的Golden Circle

笑稱彼此像是「柚子（日本樂團）的中年版本」，事實上櫻井和寺岡的確從青年走到了中年，和柚子依舊都是一起喝酒談「音」的樂友，從知名度而言，也各有一片天空了，但不變的是想把音樂傳遞到更遠的希冀，十年、二十年皆如一日。透過選曲，我們瞥見的不只是歌手本身制作的音樂，還有他的嚮往、他喜歡聽什麼音樂、他會接觸什麼樣的音樂，那些都是更特別可以去接近他們內心的方式。

一位坐在我旁邊的日本阿姨，晚到了大約１０分鐘，從他的套裝穿著來看，應該是剛下班風塵僕僕趕過來的，當台上唱到樂曲的最高潮時，她忘情地伸出手，仿佛想要不斷延伸到可以觸及、仿佛再往前伸一些、再唱大聲一點，就能把心意投遞出去。每個粉絲心裡都是這麼想的吧，那一刻，我們擁有同一份心之所向，櫻井和壽、寺岡呼人、Ｋ，台上的你們感受到了嗎？無分誰作的詞誰譜的曲又由誰哼唱，音樂的力量如此強大，在我心中暖暖的，閃閃發亮。

【作者小檔案】

曾任影音記者、文字記者，現滯留日本。
立志以浪漫不失務實，
隨意不失細緻的方式，
用相機、用文字書寫每個閃亮亮的旅行片刻。

第十一期 共專題 │ 重點是「桂綸鎂」 綠色小組異議影像的流通與三十年後的意義

[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第10屆特別專題]

文／劉昌德
圖／TIDF提供、女朋友。男朋友 GF*BF粉絲專頁

「阿伯啊，今天有『民主』，沒『自由』啦。『自由』昨乎車輪牌（國民黨）抄去啊。Formosa好嗎？一本八十。」蹲在廟口夜市書報攤賣舊冊的桂綸鎂，對著來買黨外雜誌的中年大叔這樣說。

「好啦，幫我包一本。免找啦。下期幫我留一本啊。」大叔掏出一張鈔票給賣書的桂綸鎂，接過雜誌後沒拿該找回的零錢就迅速離去。

這是四年前的電影《女朋友。男朋友》片段。無論電影再現是否符合史實或「太過逼真」（例如，顏值超高的桂綸鎂表演的攤販蹲姿，有沒有太over呢？），這一幕交待了臺灣另類媒體先行者之一「綠色小組」所處的政治限制與突圍之道，還有彼時的中下階層民眾對於反對運動與媒體的支持與渴求。

綠色小組，一個運動性的錄影團體。它給自己三項使命……戰鬥，和官方的電視台進行戰鬥，特別是在發生重大事件，運動遭到電視台嚴重扭曲打擊的時候。它最終的心願是希望人民擁有自己的電視台，因此剛成立的時候，它便把自己定位為民間的媒體。（綠色小組成員李三沖〈談綠色小組〉，於1991年日本東京第二屆國際錄影藝術節）

要跟當時的「三台」對抗，存在許多困難，像是機器設備相對簡單、人力嚴重不足、財力物力資源相對缺乏等等。但是這些難題，在抗爭運動者的熱情與投入下都還可克服，拍出數量可觀（三千小時！）且令人動容的紀錄影片。

綠色電視台開播片

在電視、報紙等「合法」管道都被國民黨壟斷的狀況下，讓反對聲音順利「到達」那些支持者（中年大叔）手上；而且把支持者的熱情化為經濟收入（拿到他掏出的那張鈔票，還不需要找零），直接挹注「到達」綠色小組的成員身上，讓他們能夠繼續抗爭與紀錄。這才是最大的難題。

後來成為重要紀錄片導演的賀照緹，於1992的論文中記錄了在當時合法流通方式「堵塞」的狀況下，綠色小組如何以六十幾個「民主攤販」為主力、搭配四十幾個民進黨地方黨部與政治人物服務處，構成重要的「地下流通管道」。這同時也是一種卓越的「錄影帶游擊戰」，連結了異議媒體的生產者與使用者。如同楊雅喆在電影中嘗試重現的廟口黨外雜誌地攤，1980年代解嚴前的臺灣社會中，另類紀錄片也透過這些地下經濟管道，流通他們的政治異議的文字與影像。

但賀照緹也清楚地指出，這種非正式的流通經濟，「拖垮了綠色（小組）」。因為地下流通靠的是生產者（綠色小組特定成員）與流通者（攤商、服務處人員）之間的私人交情，而不是固定與清楚的商業契約關係。攤商與服務處人員的流動性高，加上「人情」而不好「斤斤計較」，所以後來綠色小組「收不到數」的狀況愈來愈多，呆帳也就拖垮了異議紀錄片。

即使許多支持者（購買綠色小組影帶的「有覺醒的台灣人」）願意「半樂捐」地花一兩千元買影帶（不用找錢喔），但是綠色小組卻不一定收得到。兩端（生產者與使用者）都有足夠的熱情互相支持，但捉摸不定的流通管道卻讓綠色小組成為傳說。

所以，「桂綸鎂」才是重點。

很多人都發現，當代許多獨立媒體在精神與作法上，都承繼了綠色小組的精神。比如說，從反服貿運動中「轉化」為異議媒體「攝護線」的主導者音地大帝就說，「比較常跑社運現場就知道，臺灣媒體對社運新聞報導都很扭曲，有時候幾乎消音，那時候我就想說我們需要有自己的媒體，然後紀錄完整個現場，一方面是報導，另一方面是留著當證據」（作者訪談記錄，2014年12月1日）。而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管中祥教授，也在文章與受訪時屢次援引了綠色小組的精神。

不過，攝護線與公庫等獨立媒體，擁有綠色小組所沒有的流通管道：社群媒體，包括Youtube、部落格、與臉書等等。三十年前的攤販，現在被數位化的社群媒體取代，異議影像紀錄不再透過地下經濟，而改由跨國的網路平台所取代，降低了流通成本、也減低了庫存壓力。

但是社群媒體真的是異議媒體的「天使」嗎？惡名昭彰的臉書演算法，已經不只一次為獨立媒體的社群經營帶來麻煩，而且「投訴無門」。另外，壟斷流通的網路平台，慣於以「免費勞動」剝削獨立媒體，也讓影像與媒體內容的產製仍然無法獲得足夠的經濟支援，許多獨立媒體還是像三十年前的前輩們一樣，勒緊褲帶過日子。

因此，綠色小組的異議流通管道在三十年後的當代意義[1]就相當明顯了：無論透過攤商還是網路平台，影像等媒體多元內容的生產者與使用者所需要的並沒有改變，仍舊是一套更為公共與穩定的流通管道。所以，重點正是「桂綸鎂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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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0屆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將以專題「如果紀錄片有顏色」回顧綠色小組3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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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檔案】

高教工作者，愛運動。

習慣慢慢思考後，向左前進。

第十一期 共專題 │ 進擊的村民：中國農民紀錄片作者賈之坦

[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第10屆特別專題]

文／何思瑩
圖／TIDF提供

紀錄片可以改變社會嗎？對中國農民賈之坦[1]「老賈」來說，答案未必肯定，卻值得努力實踐。1951年出生的老賈，來自湖南省石門縣白雲鄉雞鳴橋村，是一位以種植柑橘維生的普通農民。

2005年起，老賈開始參與草場地工作站的「村民影像計劃」。該計劃為歐盟資助，由「中國獨立紀錄片之父」的吳文光帶領，讓普通村民開始拿起攝影機，擺脫主流媒體的詮釋，嘗試自己發聲的影像計劃。

當時有來自中國九個省份、共十位村民入選，他們皆未曾使用過攝影機，對「紀錄片」的想像也僅止於中央電視台的新聞專題，老賈就是其中的一位村民，也是時隔將近十年後，仍持續拍攝紀錄片的村民之一。

如果看過吳文光導演的作品《亮出你的傢伙》，必定會對老賈印象深刻。這個來自湖南的小農有著看待世事的童真、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創作精神，同時更有著一身牛脾氣，常常和吳文光爭執，挑戰他的權威，甚至曾批評草場地工作站是一個黑工廠，吳文光是一個黑工頭，讓旁人看了好氣又好笑。

然而，老賈的作品真如其人，直接、絕不虛假，固執，不輕易退讓。創作於「村民影像計劃」中的三部紀錄長片《我的村子2006》、《我的村子2007》和《我的村子2008》，主題均涉及了村子裡的公共大小事，包括了老人贍養問題、河水遭上游煤礦廠污染等，老賈拿著攝影機一一追蹤，既蒐集證據，更要攻破當權者的搪塞。他不是客觀的旁觀者，而是直接與權力攪和的參與者、行動者，吳文光導演便這樣形容老賈：「一個直接跳進現實河裡的人，一個本能地把攝像機當作刺刀匕首之人。」[2] 

而老賈也這麼說道：「記錄村民的日常生活，歷史意義是深遠的。通過記錄能替村民說話，還能為他們解決點什麼，更是他們巴不得以的事兒。我是一個年邁六旬的村民，一當不了官，二發不了財，有生之年能為村民說幾句話，幫助解決點什麼，體現人生價值，這就是我最大的樂趣。」 [3]

2010年，「村民影像計劃」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由更多「八五後」年輕人投入的「民間記憶計劃」。老賈的《一打三反在白雲》和《我要當人大代表》也是「民間記憶計劃」作品的一部分。

「民間記憶計劃」同樣是由草場地工作站所發起，鼓勵並培育年輕的創作者，拿起攝影機回到日漸凋零的老家村子，將鏡頭對準村莊老人進行口述訪談，記錄1959至1961年被官方稱之為「自然災害」的三年大饑荒。計劃發展至今，已累積了上千人的口述訪談、逝世者名單、數百萬字的田野筆記，以及超過30部紀錄片、五部劇場作品。「民間記憶計劃」曾受邀至2015年威尼斯雙年展及國際重要藝術節展演，美國杜克大學圖書館更設立線上資料庫，永久典藏這些口述歷史。

《一打三反在白雲》劇照

「這是大隊原來的一個食堂，見到這個房子我就想到吳于模的死……他家是地主出身，是管制對象，正因為這一點，無憑無故就把他說成一個『現行反革命』，把他關押在這裡，捆、綁、吊、跪，幾乎是各種刑罰都用了，他受不了了，就上吊，就死了。」影片《一打三反在白雲》伊始，戴著黑色鴨舌帽的老賈背對著鏡頭，凝視著眼前一處斷垣殘壁說著。

「一打三反」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一個政治運動。「一打」指的是打擊「反革命」，「三反」則指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該運動在短時間內判處許多人死刑、有期徒刑等刑罰，據統計約造成十萬以上的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打三反」當年在老賈的村莊也是沸沸揚揚，先後有80多人被捲進來，有人被關押審訊、被處以凌虐等私刑、被執行假槍斃，然而事隔四十多年後，這段歷史卻無人聞問。彼時19歲的老賈，曾經是一位「在場者」和「沉默者」，他決定「睜開眼睛」展開調查。

《一打三反在白雲》劇照

老賈帶著攝影機採訪了村子裡100多位老人，並留下豐富的文字紀錄。究竟「一打三反」的細節、內幕究竟是什麼？村民與村民之間為什麼相互殘殺陷害？誰被整？誰帶頭整人？老賈的攝影機質樸而溫柔地包容每一位親歷者的陳述，當記憶之門被打開，普通人得以言說，那些被壓抑的歷史瘡疤方能攤開在陽光下結痂、痊癒。老賈的鏡頭並未批判，而是希望讓後代牢記過去的教訓，致力於現實的改變。《一打三反在白雲》也獲得了2013年北京獨立影像展的紀錄片獎。

如何透過紀錄片與現實對話、讓混凝的現狀有所翻攪，一直是老賈紀錄片的核心價值。2012年，老賈的村子即將展開「人大代表」的換屆選舉，老賈認為自己過去一直替村民喉舌，也備受鄉里肯定，因此決定以普通村民的身份參選人大代表。

《我要當人大代表》劇照

然而，通過第一輪投票而登記成為參選人後，卻在第二輪被地方官員給取消參選資格，不服氣的老賈不斷走訪公部門，要求官員「給個說法」，這個過程，也被老賈用攝影機記錄了下來，剪輯完成為《我要當人大代表》。

《我要當人大代表》讓我們看到中國普通老百姓參與政治的過程。固執的老賈不斷向上級層層反映，拿著攝影機直闖官員辦公室，不論官員怎麼央求就是不關攝影機，甚至逼得官員覺得這人真是惹不得，改用利誘方式想勸退老賈。攝影機在老賈的手裡彷若是一面照妖鏡，雖然當不成人大代表，卻留下了一齣如喜劇般的警世錄，提醒著我們現實的荒謬，而他帶著攝影機企圖衝撞體制、據理力爭的固執與勇氣，也著實令人佩服。

今年下半年，新一屆的人大代表選舉又即將舉辦，老賈開玩笑地說想藉此機會續拍一部《我還要當人民代表》，作為《我要當人大代表》的續集。期待這位可愛的中國農民，帶著攝影機，以那貼近土地、真誠不造作的創作本質與初衷，繼續帶給我們驚喜和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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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所討論中國農民賈之坦的部分紀錄片作品，將在第10屆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焦點單元「我」的行動：民間記憶計畫中播放。

[2]吳文光，〈影像筆記：一個人的紀錄片（33）〉，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03e0da0101ka7b.html

[3]2010第八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影展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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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檔案】

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班畢業，

碩士論文以中國獨立紀錄片與公民行動為題。

現於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擔任媒宣統籌一職。

【奈落人生】身為主辦，我很抱歉

文／賴筱茜

進入演唱會這個圈子之前，我也曾是個迷妹。

身為一個專業歌迷，追隨偶像的一舉一動是必須。說來生活也是滿單純的，忙著奉獻自己的愛（ㄐㄧㄣ）與熱情（ㄑㄧㄢˊ），並且和其他偶像的粉絲交（ㄅㄧˇ）流（ㄓㄢˋ），偶爾罵罵不靠譜的演唱會主辦，同聲一氣，倒也團結得讓人安心。

直到畢業進入職場，在現實的碾壓下無暇追星，投身音樂產業後，這股能量更是被消耗得蕩然無存。籌辦演唱會的過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什麼叫做現世報。沒錯，現世報真真切切存在，並且不偏不倚降禍於自身──從迷妹變主辦、從罵人的淪落為被罵的，怎一個慘字了得？

老實說，演唱會產業也算是半個服務業，提供良好的視聽體驗，承擔消費者的檢視與要求，並且持續檢討改進，應該的。許多演唱會在規劃與執行上有不周詳之處，我無意辯解，但就消費者與主辦單位的互動可以觀察到，部分歌迷除了指正缺失，更會將主辦方當成只想撈錢的邪惡組織。從動機出發，我們顯然早已被判死刑，多做多錯，只能說：身為主辦，我很抱歉。

圖／Ryan McGuire（https://stocksnap.io/photo/608D449920）

演唱會獲利難，先求不賠再求賺

演唱會售票訊息一發佈，往往會聽到許多歌迷大呼：「怎麼這麼貴！」抱怨也就罷了，主辦更被塑造成把歌迷吃乾抹淨不吐骨頭的吸血惡魔，吃定歌迷寧可勒緊褲帶、吃土喝風也要守護偶像的心意，壞透了，真是壞透了！

就服務而言，我當觀眾也有受氣的時候，對於種種指控完全可以同理。但以動機出發，則必須說句公道話：大部分的演唱會不賠就得偷笑，哪能讓主辦從歌迷身上多吸血呢？

每次制定演唱會的票價時，總得歷經一番掙扎。訂得便宜，有能力負擔的人自然多些，但很有可能完售都還無法打平；訂得貴一點，死忠粉絲或許買帳，但依舊得承擔買氣低迷的風險，賣得不好，還是賠慘。

要知道，各行各業都要獲利才能生存，演唱會主辦單位也不例外。望著損益表上的紅字，我們會先嘗試和合作廠商談個好價錢，盡可能壓低成本，但砍價的空間其實有限。或許有人會說：「主辦可以請企業贊助呀！」機靈！然而，在這不景氣的年代，若非天王天后級的歌手開唱，贊助還真是不太好談。

節流也得開源，當贊助無法有效挹注，適度提高票價則是唯一解。只不過主辦和粉絲心中所謂「合理的票價」想必很不一樣，因而引發消費者的誤解與責難。

別再拿藝人在本國與台灣開唱的票價進行比較了。各位所付出的票錢背後包含哪些成本？除了藝人的演出費，還有演出團隊的機票、住宿、餐飲、用車、舞台硬體、場地租賃、廣告宣傳、醫療保險、人力支出等，有這樣多的項目，盡數扣除後，能回到主辦單位身上的獲利有限。小賺已經謝天謝地，想海撈？不如去簽個樂透，有夢最美。

如何降低成本，使票價落在大眾可接受的金額，又能維持演唱會的視聽水準，永遠是演唱會籌備之初最大的課題。若因思考不周、執行不到位，讓消費者覺得演唱會又貴又難看，只好再說一次：身為主辦，我很抱歉。

圖／Jeshu John（http://www.designerspics.com/photographs/paper-boats/）

抵制黃牛，主辦和你同一國

過去以為，歌迷對主辦的敵意僅止於花了大把鈔票卻未能獲得同等的滿足，我理解，我完全理解。但近年來發現，只要是秒殺的演唱會場次，許多搶票失利的消費者會產出一種新型態的恨：「票都被黃牛買走了。可惡！可惡！主辦一定和黃牛掛勾啦！」

會有這樣匪夷所思的言論，說到底，歌迷朋友還是認為主辦單位為了賺錢不擇手段，連黃牛都沾。我說，這真是天大的誤會。

黃牛利用消費者的殷切需求，在合法銷售途徑外以高價轉售票券賺取豐厚利潤，排擠消費者以原票價進場的權益。說實話，卸下主辦身分後，我們也同時有著消費者的身分，對於黃牛的厭惡，絕對不亞於任何一位歌迷。

以獲利的面向而言，黃牛把票券能夠榨出的價值盡可能拉高，看在主辦眼裡，豈能不嘔？我們訂出消費者可接受、主辦亦能維持合理獲利的價格，便是擔心過高的票價讓消費者無法負擔，或者一氣之下抵制消費，反而引發票房悲劇。然而，黃牛卻能輕鬆賺走消費者願意多花的錢，主辦也因此蒙受經濟損失。

說得直接一點，黃牛多賺的錢並不會回到主辦身上，我們反而要因此承受歌迷買不到票的怒氣與指控。每每被消費者指責時，我都會納悶，為何大眾會產生這樣的疑慮，到底，主辦有什麼理由要賠上自己的商譽和黃牛合作？

演唱會票券不若交通票券攸關公共利益，法律裁罰效用不大。主辦能夠做的，除了視票房狀況加場、限制售票數量、增加購票難度（如在網站上增加驗證機器人、採實名制購票等）外，只能道德呼籲消費者切勿購買來路不明之票券。接近退票期限，黃牛即會把賣不出去的票券退回系統，這些位子便能回到正常交易，讓消費者以原價購入。

前陣子，蘇打綠《印夏天》巡演便以嚴格的實名制購票盼能杜絕黃牛，引發廣泛討論，甚至有黃牛到蘇打綠Facebook專頁留言怒罵，讓我們看見抵制黃牛的一絲曙光。只是，目前大部分演唱會所採取的防禦措施效果不彰，使得黃牛輕鬆橫行。這一點，主辦單位深感無奈，也無從卸責，還是要說那句老話：身為主辦，我很抱歉。

身為主辦，我們還在努力

還是得強調，前面寫了這麼多，並非要為演唱會主辦單位的種種不是開脫。

套句流星花園的名言：「如果道歉有用，那要警察幹嘛？」規劃不周詳的部分應當被指正，服務不到位的地方也理應改進，但是，當主辦被貼上「只想賺錢」的標籤，成為貪婪無德的吸血鬼化身，而無視主辦想把「多樣化的音樂體驗帶進生活，讓LIVE演出成為日常即景」這樣的理想，著實令人沮喪。

但願有一天，主辦單位與消費者不再是這樣劍拔弩張的對立關係，無須指責、也不用道歉，取而代之的是彼此感謝：謝謝你，把這樣的音樂帶進我們生活；謝謝你，以行動肯定我們的音樂品味。

【作者小檔案】

從事舞台下的工作，著迷於舞台上的光芒。

文青皮少女心，

喜歡的大概都是演唱會、音樂、戲劇等看似踩在雲端但其實很入世的有趣玩意，因此導致月底時常（被迫）開啟撙節模式，為近年來最惱人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