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把2007年樂生415大遊行視為當年「部落格社運」的實驗場，那2013年的316樂生重返凱道就揭示了台灣網路社會運動的轉變。在2007年那時候，樂生的訊息是藉著RSS聯播將散落各部落格聲援文都集結在一起、利用Embedded的語法將影片鑲嵌在部落格文章中、使用Google Site做網路說帖的整理與日後活動的延續。但到了2013年，所有的訊息大都是在臉書（Facebook）上發佈、轉貼，甚至青年樂生聯盟在無名小站上的最後更新時間也停留在2012年1月2日。
樂生當然不是特例。事實上，隨著臉書的台灣用戶從2008年底的11.3萬快速成長到2012年底的1320萬，臉書已經成為台灣大大小小抗爭議題與社會運動訊息主要的傳播平台，甚至也是許多另翼獨立媒體不可或缺的傳播管道。從訊息傳播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轉變早在意料之中。當沒什麼人繼續寫部落格、Twitter等微網誌成為網民日常碎念的重心、甚至連Google Reader都即將要在今年七月關閉的情況下，隨著用戶轉進另一個平台，對尋求曝光與聲援的運動者來說，是重要且合理的。
臉書帶來的訊息
於是，臉書雖然沒有為台灣社會帶來如茉莉花革命般的政治事件，卻已經改變了你我所熟悉的社運網路地景。在部落格的時代，由於平台是多樣且未整合的，因此社運訊息的出現方式像是「遍地狼煙」，網民是在「啊！想不到寫美食的部落客也會談這件事？」的驚訝中去經歷一個社運議題的擴散性。但在臉書的時代，當訊息都被在同一個平台上發佈時，社運訊息的出現方式卻變成「滔天潮水」似的，網民是在「幹！怎麼大家都在講同一件事？！」的力道中去經歷一個社運議題的集中性。
麥克魯漢（McLuhan）說：「媒介即訊息」。那麼，當社會運動的訊息傳播從部落格轉移到臉書時，這背後的文化與政治意義又是什麼？這是這篇文章所嘗試思考的問題。
首先從技術層面來看，臉書的確讓網路寫作的「心理」門檻降低許多。在部落格時代，寫作者往往得熟悉基本的HTML語言，甚至CSS語法，才能夠搞定版型，發表文章。即便後來部落格平台將許多基本語法都寫入後台，讓使用者得以所見即所得地編排文章，但那種「部落客總是得懂些基本網路語法」的心理門檻依然存在。到了臉書，發佈程序的簡化雖然讓寫作者無法使用HTML的基本語法，卻也因此降低了使用者的心理門檻。
也因此，如果說在部落格時代最人驚艷的是看那些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部落客拆解社會議題的話，在臉書這時期最常看到的是原本嗤笑「寫部落格是時間太多！」的知名學者也開始投入社會議題的點評。這些知名學者的點評文字，或長或短，總是能引起許多人的轉貼回應，比起部落客在部落格草創初期得忍受一段時間的寂寞，不得不說臉書不但是在技術上降低了學者下海的心理門檻，其鼓勵虛實合一的身分機制也讓學者的社會聲望能快速轉成粉絲數字（雖然當中可能有很多是修課學生），無形中也滿足了某些學者的成就動機。因此，雖然從技術來看，疊床架屋的臉書並不是一個特別好用的寫作平台，其時常改版的商業考量又屢屢讓人不快，但它確實形成某種看起來有利於公共討論的時代氛圍或想像。
慢不下來的臉書
當然，這樣的時代氛圍也得力於臉書的「分享」（share）方式，只消一個小小的按鈕，過去需要複製貼上的轉貼文章如今卻可在彈指間輕巧完成，連說聲「好文，借轉！」都不用。在臉書上，我們預設每個人的人際關係都是朋友、關注某個頁面的都是粉絲，而訊息本來就是應該分享的。然而，卻也在這毫無摩擦力的分享過程中，我們從「延遲反應陣地戰」的培力機制轉成「快速反應游擊戰」。簡單的說，在那個還流行部落格和網路文摘的時代，由於摘文過程中會出現一個複雜的對話框，這不但讓網摘者質問自己：「我要摘這篇文的那段話作為引述？那段話是這篇文章的重點？我要寫什麼樣的說明？是要寫評語？還是下註腳？我要提交到那個群組去？我要下什麼樣的標籤？」逼使網摘者與文章之間建立一個有機的關係，並進一步地採取一種積極的智識介入：「我以後要怎麼用這批文章？是作聯播？還是用每日網摘發到部落格上？還是以主題的方式鑲嵌到我的某一篇文章裡？」而這樣的一個米德（Mead）所說的延遲反應（delayed reaction），將使得網摘者「學習延遲判斷，對個案的各個方面進行調查與理解」，並使網摘作為一種可能的民主培力機制。
但是當臉書鼓勵訊息以一種更輕巧、更無感、更液態的方式在平台上流動的時候，一個趙剛所謂「慢社會學」（sociology of slowing down）的訊息集結方式卻因此失去著力之處。我們把看到一半的文章很快的分享出去、我們還來不及想這文章跟我們自己的關係、我們放棄寫作、我們激起情緒、我們按讚、我們喊爽，我們等事情過去，然後等下一起事情發生。
在眾多事件中，「圖片」無疑是最能激起讀者情緒的內容。舉凡事件現場、暴力衝突、抗議乞求或拍照聲援（例如，「我在ox反旺中」），這些圖片幾乎取代了過去以文字為主導的社運訊息，甚至有越來越多人傾向把抗議內容直接寫成圖說，讓圖片成為吸引讀者目光的說故事方式。而視覺故事線的極致，是「台灣社會信息圖表」網站的出現，透過將複雜訊息轉換成淺顯易懂的圖表，再經由設計過的故事線讓讀者得以快速理解事件始末。信息圖表的出現，一方面補足了台灣新聞界過去對於資訊圖表的不夠重視，另方面也符合臉書上的分享文化，因此在網路上蔚為風潮，也成為社運寫作新典範。但是，簡化訊息卻也意味著推理過程與複雜資訊的抹除，即使關注著同一事件、分享著同樣訊息而彼此間產生出某種親密性，但對事件背後結構力量的逼近卻總是點到為止。甚至，就像是Sennett三十年前在《公共人的衰微》中寫道的，「親密性意識形態」的到來，會「讓政治範疇質變成心理學範疇」。而Bauman更是警告我們，那種新意識形態所帶來特別不祥的結果是：「共同認同」取代了「共同利益」。
於是，這幾乎是我們在臉書上經常做的事情：確認交友申請，轉貼社運訊息，眾人吵成一團，然後移除朋友關係。我們在轉貼社運訊息的過程中確認彼此的社會距離，即使不至於區分敵我，卻也因此知道彼此其實是不同掛的。而就在這反反覆覆交友移除的整飾過程中，我們得到了一個同質性很高的訊息流：喜歡生活小確幸的就無視社會大幹巴、一心超克藍綠的也腦體倒掛地相互取暖，我們在當中感到愉悅，我們把頭埋在沙子裡。就像Bauman在《液態之愛》一書中說：「在『網友』這種關係中，訊息本身並非訊息，訊息的來去、訊息的流通才是訊息—別管內容。我們屬於話語和未盡句子（無疑的，簡寫、刪節可使流通加速）的平穩流動。我們屬於談話，而不是談什麼。」我們活在臉書上的，只是別人想像我們該活出的樣子，蒼白的像個影子。
穿越臉書的那一天
苦笑地說，若是連改變自身都不可能的話，那改變社會的革命還有可能在臉書上發生嗎？Gladwell在2010年曾斬釘截鐵地否決了這種可能性，並且表示這個世界已經被這樣的盲目假象所蒙蔽，人們過度歌頌著Twitter、臉書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卻忽略了真正的革命是無法被「轉推」（retweet）或「分享」（share）的。這樣的感慨不也是社運者的日常經驗嗎？總說「一方有難，八方來援」，但現實上卻是「萬人按讚，無人到場」，懶人行動主義（slacktivism）不過是知名部落客的自吹自擂，而運動者之間的社會關係還是得靠著一次又一次的抗爭、到場、集結、相濡才能建立起來。只是對運動者來說，最讓人灰心的，恐怕不是線上與線下的現實差距，而是時常改版的臉書本身。已經沒有人數得清楚，在這短短的幾年裡，臉書到底改過多少次版面，唯一能確定的是，每一次的改版，臉書都說是為了提供給使用者更好的使用經驗。什麼是Zuckerberg所謂更好的使用經驗呢？說穿了，其實就是藉著移動作業系統（mobile OS）、各種網路服務的無縫同步，創造出一個讓使用者流連忘返的「圍牆花園」（walled garden）。在這花園裡，臉書把使用者圈養在一個特定範圍內，只允許用戶訪問或使用特定的內容、應用或服務，即使使用者要離開網頁，它也會試圖收集用戶離去的數據。
當然，現代的網路巨頭（臉書、Apple、Google）不會說他們在打造的是一個圍牆花園，他們會說他們想提供的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ecosystem）。在這樣的商業模式下，臉書的策略是把Google搜尋資料的觸手排除在外，透過「社交譜圖」（social graph）的技術將用戶的社會關係轉化成可操作的數據資料，藉以調整我們所看到的訊息流以及廣告。於是，對那些試圖透過粉絲頁來宣傳社會議題的運動者或獨立媒體來說，每一次的改版，都意味著原有經營方式的重頭再來；除非你願意花錢買廣告，不然你真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才能「穩穩地」把你所寫的文章送到你的目標讀者眼前。更尷尬的是，由於沒有部落格常見的分類（category）或標籤（tag），搜尋的對象也是人而不是文字，因此運動者在臉書上寫過的訊息往往變成無法重新被挖掘出來。「累積過去」因此成為最困難的事情，行動者只能持續生產片段的當下。
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表面上我們擁有一切聰明暴徒（smart mob）所需要的武器（筆電、手機、相機、知識，不一而足），但實際上，我們就算人在現場卻還是透過「螢幕」在觀看眼前的世界。我們成天刷著螢幕觀看訊息流動、粉絲破千、萬人按讚，但卻對改變未來感到越來越茫然。如果你也有這樣的感覺，如果我們真的熱切追尋著什麼改變的話，那或許得等我們收起手機坐下來，勾起身旁陌生人的手臂，肩並肩地，用我們的雙眼直視著當權者的暴力，並且相約永不遺忘；那才是真正的開始。然後我們才能衝破流動的當下。
[作者簡介]
豬小草，宅爸、吃貨、跑者、日推迷，自從玩起twitter就荒廢部落格的機車部落客，表面上的工作是從事都市研究的學術工作者，不過唯一願意承認的身分是「GJ!!Taiwan｜台灣幹得好新聞社」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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